陳師道

陳師道一生信受佛法，喜歡與僧人、居士相往來，他寫了很多與佛有關的塔銘、墓表，還作有《華嚴證明疏》、《佛指記》等文章。

他特别推崇《華嚴經》，他在《華嚴證明疏》中說∶得有此經，慶幸平生孰如今日，實力貧而家富，将口誦而心通。誓盡此生敬供不息，在在處處如佛之存，劫劫生生以今為始。伏願諸佛所說如慶喜而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财而同證（《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七）。表示此生遇此新矣！有此足矣！這也是他所以能夠保持高節、不恤貧窮的原因。

陳師道不獨專心佛典，于儒、道經籍也皆深涉。在三教關系上，他主張“道通”、“道一”，異不在道，而在于世異、說異。

他說∶大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役相與诋訾。蓋世異則教異，教異則說異。盡己之道則人之道可盡，究其說則他說亦究。其相訾也固宜，三聖之道非異，其傳與不傳也耶（《面壁庵記》，同上，卷十五）！

陳師道說明了三教之道是一緻不背的，隻是因為後來世道的變化，人說的差異，從而相互诋訾，從而有了傳與不傳的區别。

在《白鶴觀記》一文中，他又就釋老的關系指出，“夫老釋氏之教并行，于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為優劣。又謂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離行而合妄，其所異者因于俗也。至其隆替則系于世，世之好惡則系其習……”進一步說明了上述的觀點。師道還具體地列出了三教的傳承世系，認為唯有“釋自能仁”，從始至今，代有其人。師道以上關于三教的關系之說是比較新穎、深刻的，于三教關系思想史上值得注意。

儒、道、釋通融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宋代文人的文化結構大都有此特點，陳師道亦然。他們都是本于儒學又濡染道、釋的。其未入仕即以居士自命，也有類似的文化心理背景：以道藝處士自期、以自由人格自重、以通曉佛理自慰。

陳師道體弱多病，因而希望通過誦佛經、守戒持齋等方式減輕精神和肉體的痛苦，延長壽命。他曾與妻同谒佛寺，稱弟子，買經發誓，并長期斷酒持齋誦經。

但他卻似乎更需要從佛門求得解脫之道，有時甚至産生出世之念：“更欲置身須世外，世間元自不關人”，“終當捐世事，來作卧雲人”。 ▲

陳師道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父陳洎，官至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父親陳琪，官至國子博士通判绛州。到陳師道時，家境已衰落，《先夫人行狀》雲：“先君以家赀讓群弟蓄孤振窮，欲死恤終。夫人同之，不以累其夫。先君卒貧，不能家，夫人以大家子就下養，人以為憂，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子，年高而家益貧。”

陳師道早年娶郭概之女為妻，迫于生計，妻女皆在嶽父家就食。16歲時從師曾鞏。當時朝廷用王安石經義之學以取士，陳師道不以為然，不去應試。元豐四年（1081），曾鞏奉命修本朝史，薦陳師道為屬員，因其布衣而未果。太學博士正錄薦師道為學錄，他推辭不就。當時的執政大臣章惇曾托秦觀緻意，讓陳師道往見，準備加以薦舉，他卻回答：“士不傳贽為臣，則不見于王公。”（《與少遊書》），拒不谒見。

元祐二年（1087），當時任翰林學士的蘇轼與傅堯俞、孫覺等推薦他任徐州州學教授。四年，蘇轼出任杭州太守，路過南京（今河南商丘），陳師道到南京送行，以擅離職守，被劾去職。不久複職，調颍州教授。當時蘇轼任颍州太守，希望收他為弟子。陳師道以“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婉言推辭。但蘇轼不以為忤，仍然對他加以指導。紹聖元年（1094），他被朝廷目為蘇轼餘黨，罷職回家。他家境貧寒，但仍專力寫作，欲以詩文傳于後世。元符三年（1100），複除棣州教授，赴任途中，改除秘書省正字，未上任即卒。 ▲

陳師道的文學成就主要在詩歌創作上。他自己說：“于詩初無詩法。”後見黃庭堅詩，愛不釋手，把自己過去的詩稿一起燒掉，從黃學習，兩人互相推重。江西詩派把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列為“三宗”，其實陳師道隻是在一段時期内學習過黃庭堅的詩風，其後就發現黃庭堅“過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後山詩話》），因而緻力于學杜。對于他學杜甫所達到的境界，黃庭堅也表示欽佩，曾對王雲說，陳師道“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王雲《題後山集》）。方回的《瀛奎律髓》有“一祖三宗”之說，即以杜甫為祖，三宗便是黃庭堅、陳師道和陳與義。方回并說：“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

大體上說，陳師道的詩由于受黃庭堅的影響，做詩要“無一字無來曆”，但他的學問不如黃庭堅，需要“拆東補西裳作帶”（《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不免顯得竭蹶。而在學杜這一方面，也僅僅專緻于形式格律，所以雖然形式上能有所肖似，卻往往缺乏杜甫的深沉雄健。他學杜比較成功的是五七言律詩，例如“歲晚身何托，燈前客未空。半生憂患裡，一夢有無中。發短愁催白，顔衰酒借紅。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除夜對酒贈少章》）；“斷牆著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語笑，卻嫌歸鬓逐塵沙。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窠趁兩衙。屢失南鄰春事約，至今容有未開花。”（《春懷示鄰裡》）。前者可以看出他在追步杜詩的句法上所下的工夫，後者則近似杜詩中的遣興體格。他的五古用力刻畫，要求辭意獨造，但生硬處仍不脫江西派的習氣。他也有一些感情樸摯的詩，如“極喜不得語，淚盡方一哂。”（《示三子》）；“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慮。”（《送外舅郭大夫夔西川提刑》）。後一首詩對外舅提出規勸，方回評為“學老杜此其逼真者，枯淡瘦勁，情味深幽。”（《瀛奎律髓》）。他的詩也有寫得恬淡而有味的，如“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絕句》)；也有寫得風流華美的，如：“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卷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放歌行》），可惜不多見。相傳他做詩用力極勤，平時出行，有詩思，就急歸擁被而卧，詩成乃起。有時呻吟累日，惡聞人聲，所以黃庭堅稱之為“閉門覓句陳無己”（《病起荊江亭即事》）。這種嚴肅的創作态度值得肯定，但他的詩作思想深度不夠和時見拗澀。

陳師道于詞頗自推許，自稱“餘它文未能及人，獨于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書舊詞後》）。但他現存的作品，很少精彩之作，不能和他自己的估價相稱。他的散文較有成就， 紀昀評為“簡嚴密栗，實不在李翺、孫樵下。”（《四庫全書總目》）。

陳師道有《後山詩話》，提出“詩文甯拙毋巧，甯樸毋華，甯粗毋弱，甯僻毋俗”，依然和黃庭堅的主張一脈相通。又說：“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抟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論奇正的關系頗有見地，可惜他的創作實踐和自己的理論不盡相符。由于此書中對蘇轼、黃庭堅、秦觀都有不滿之詞，《四庫全書總目》以為“殊不類師道語”，則似失之拘泥。但書中有陳師道死後的事情，當出于後人的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