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餘常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即須據地理增添時刻。月正午而生者為潮，則正子而生者為汐；正子而生者為潮，則正午而生者為汐。

　　曆法見于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歳。”置閏之法，自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歳差之類，方出于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沒謂之一日，月一盈虧謂之一月。以日月紀天，雖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歳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在本月，名實相乘，加一月謂之“閏”。閏生于不得已，猶暍舍之用磹楔也。自此氣、朔交争，歳年錯亂。四時失位，算數繁猥。凡積月以為時，四時以成歳，陰陽消長，萬物生殺變化之節，皆主于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系歳事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這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歳之春，而實甲歳之冬也；時尚謂之冬也，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歳之冬，乃實乙歳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為實，而生殺之實反為寓，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為術，莫若用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歳歳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并，一歳不過一次。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歳政不相淩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有系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歳時寒暑之節，寓之曆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為法，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曆日，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天補綴之勞？餘先驗天百刻有馀、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鬥建當随歳差遷徙，人愈駭之。今此曆論，尤當取怪怒攻罵。然異時必有用餘之說者。

　　寶元元年，黨項圍延安七日，鄰于危者數矣。範侍郎雍為帥，憂形于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于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元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範嘉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當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耶？聊欲安衆心耳。”

　　種世衡初營清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自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為，世衡遇之愈厚。留歳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則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系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于死者數矣。崧終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為解縛沐浴，復延入卧内，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為間，萬一可脅，将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為公為之。”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為别。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謀臣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于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于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為王。崧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為死間，邂逅得生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數出奇計。餘在邊，得于邊人甚詳，為新其廟像，錄其事于篇。

　　祥符中，禁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卻以斥棄瓦礫灰壤實于塹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禦榻，以備遊幸。歳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甯中，宦官黃懷信獻計，于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李學士世衡，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迹，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以為真迹。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為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牆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迹，而以李所收為摹本。李及歎曰：“彼衆我寡，豈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隻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為隸書，即今之正書、章草、行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為隸書，以今時書為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雲：“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也。《書評》雲：“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隻謂之八分。”又《書評》雲：“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鐘隐畫，皆後主親筆題“鐘隐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雲：“凡言‘鐘隐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号鐘山隐士，故晦其名，謂之鐘隐。非姓鐘人也。今世傳鐘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鐘隐畫，皆後主親筆題“鐘隐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雲：“凡言‘鐘隐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号鐘山隐士，故晦其名，謂之鐘隐。非姓鐘人也。今世傳鐘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湆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謂濁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為鼎實。今京師大屠善熟彘者，鈎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又古銅香垆，多镂其底，先入火于垆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則難滅而持久。又護垆熱灼席，則為盤薦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灰炮之墜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畫，大概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辄改。今之衆學人人皆出已意，奇衺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盧肇論海潮，以為海潮是由日出和日落的激蕩而造成的，這說法極無道理。如果是因為日出和日落，那麼海潮的生成和退落應該每天都有固定的時間，又怎麼會有早有晚呢？我曾經考察海潮生成的時間規律，每到月亮正處在“下中天”和“上中天”的位置時它就會生成，這種觀測結果萬萬無差錯。（這是從海上觀察所得到的潮生時刻，如果離海較遠，就須根據具體的地理位置增加時刻。）如果以月亮正當“上中天”所生成的叫做潮，那麼它正當“下中天”所生成的就是汐；如果以月亮正當“下中天”所生成的叫做潮，那麼它正當“上中天”所生成的就是汐。

　　曆法見于古代經書的，隻有《尚書·堯典》說到“用閏月調整時日，以定四時節氣，而成一歲之曆象時令”。設置閏月的辦法，因為堯的時代才開始有，遠古以前的情形又不知是什麼樣子。設置閏月的辦法，是古代先聖王所留傳下來的，固然不應提出異議，然而事情本來就有古人未曾做到而等待後人來做的。如歲差之類，直到近世才發現，這當然也就沒有以今變古的嫌疑。凡是太陽出沒一次，就叫做一日；月亮虧盈一遭，就叫做一月。用日、月記錄天體運行雖是固定的名目，然而月亮運行二十九日有餘複與太陽會合，每年十二次會合而還有剩餘的時日；積累三十二個月就會剩餘一次會合的時日，節氣和朔日的錯位越來越遠，以緻中氣不在當月，名實就相乖違了；為此就要加一個月，叫做閏月，所以加閏月也是出于不得已，猶如建造房子的門要加門楣和門框。自此以後，節氣和朔日就相互沖突，導緻曆法上的年歲錯亂，四季失位，測算數據繁瑣複雜。大凡積三月以為一季，積四季而成一年，陰、陽二氣的消長，萬物的生死循環，所有的變化節奏，無不歸結于節氣的轉換，而隻按月亮的盈虧造曆法，便都與歲時運轉的陰陽變化沒有關聯。現在卻專以合朔确定十二個月，而節氣反而不能主導當月的人事活動。譬如說，曆法季節已稱為春天了，而人事活動仍按萬物蕭條的節令進行，朔日在節氣之前就是這種情況，因而白白地稱說某季是乙歲的春天，實際它還是上一年甲歲的冬天；反過來說，曆法季節還稱某季是甲歲的冬天，而人事活動已開始按萬物生長的節令進行，朔日在節氣之後就是這種情況，因而白白地稱說某季是甲歲的冬天，實際它已是下一年乙歲的春天。如此，所謂正月就是徒有其名，反而是二月、三月或四月合乎作為一年之始的實際。這樣在曆法上，反映萬物生長或蕭條的節氣反而是附屬的性質，而由此又生出閏月的累贅，這大概是由于古人未曾深入思考。現在要改進曆法，沒有比采取如下辦法更好的，就是用十二個中氣（二十四節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個朔閏月，直接以立春之日為孟春正月的第一日，驚蟄為仲春二月的第一日，大月都滿三十一日，小月都滿三十日，歲歲整齊無餘日，永遠不用閏月。十二個月恒常一大一小相間，即使有兩個小月并列，每年也不過一次。這樣，就使四時節氣永遠與曆法相合，每年的歲時活動不相侵越，自然順從日、月、五星的運行規律，也不需要再修改舊的曆法。隻是月亮的盈虧，雖然有些事像是跟它有關系的，如海潮的起落、胎生的孕育之類，但它不關乎歲時寒暑的節氣變化，把它附載于上述曆法中就可以了。權且以元祐元年為例而示其法：當孟春正月為小月，則一日幹支為壬寅，三日月望，十九日為合朔日；仲春二月為大月，則一日幹支為壬申，三日月望，十八日為合朔日。如此，曆法豈不是簡易、整齊而平穩，上符天體的運行，而無修補測算的煩勞？我先前曾測驗每一晝夜的一百刻，發現時刻有時有餘有時不足，有人已懷疑我的看法；又曾說每年十二次鬥建（月建）當是随着歲差而遷移的，有人更驚詫為駭人耳目。現在我這關于制曆方法的新論，大概尤其會被一些人大驚小怪、攻擊怒罵，然而将來必定會有人采用我的學說。

　　寶元元年（1038），西夏大軍包圍延安七天，延安城幾次接近失陷。侍禦史範雍為邊帥，憂形于色。這時有個老軍校站出來，自稱：“我是邊地人，已多次經曆被圍城的戰役，那時的形勢有和今天相近的。黨項人不善于攻城，最終不能攻下圍城，今天的事萬萬不用擔心。我可以立下軍令狀擔保，如果我的話不靈，我甘願被殺頭。”範帥贊賞他的豪言壯語，一時人心也為之稍稍安定。戰事平息之後，這位軍校大受獎賞提拔，人們談起能知兵、善應敵的人，都首先稱道他。有人對他說：“你竟敢放肆胡言亂語，萬一事不應驗，是要伏軍法的。”這位軍校笑笑說：“你沒動腦子想想，如果城果然被攻陷了，誰還顧得上殺我？當時也不過是要姑且穩定軍心罷了。”

　　種世衡最初營建青澗城時，有個紫山寺僧人法崧，剛毅果決有謀略，以敢于為忠義獻身自稱。世衡招納他為門下客，任其恣意放縱，供他揮霍的錢财無數。法崧酗酒賭博，無所不為，世衡對他愈厚待。過了一年多，法崧也對世衡深深感恩，不懷疑世衡對他的信任。有一天，世衡忽然發怒，對法崧說：“我對你如此厚待，而你竟暗地裡與羌人勾結，為何負我？”命人拽下去铐上刑具，囚禁起來，捶笞拷掠，極其嚴酷。一月之内，法崧幾次被折磨得要喪命，而到底不認罪，說：“我法崧是大丈夫。府公您聽信奸人之言，要殺我您就殺，我也不過一死，但決不會招供沒有的事，接受您強加給我的這種不義之名。”對世衡的行為毅然不顧。世衡确知其不可屈服，于是為他脫去繩索刑具，讓他沐浴更衣，引他到自己的卧室内，深切安撫道歉，說：“你沒有過錯，我不過姑且試試你。想讓你做間諜，萬一你被脅迫不能承受，将會洩露我的機密。假如羌人也像我這次試你一樣對你窮盡折磨，你能不能不負我？”法崧默然不語，然後說：“我為府公試試。”世衡厚贈錢财而派他走，又告訴他幾條軍事機密，說：“你就以這幾條機密為借口下手，假裝西投是為了把機密報告給西羌人。”法崧臨行時，世衡又脫下所穿的絲絮棉袍送給他，說：“胡人之地酷冷嚴寒，我就以這個作為分别的禮物。到了那裡，你要想盡一切辦法求見遇乞，除非此人，你無法得到他們的心腹機密。”遇乞其人，是西夏的第一謀臣。法崧按世衡的布置，偷渡邊關到了西夏，要求見遇乞。羌人有所提防而懷疑他，把他抓起來送到了有關機構。過了幾天，有人扯破他的棉袍搜查，在棉袍的領子中發現了世衡給遇乞的書信，言詞十分真誠親密。法崧原先并不知道衣領中有這書信，羌人嚴刑拷打備至，法崧始終不講實情。羌人因此而懷疑遇乞，就放了法崧，把他轉移到西夏的北部地區。不久後西夏生變，遇乞最終因受懷疑而被殺。法崧遇機會得以逃歸，盡得羌中情況而報告朝廷。朝廷肯定了他的功勞，補授他為右侍禁，又讓他還俗，複本姓為王。崧後來官至諸司使，至今邊境地區的人還稱他為王和尚。世衡本來是出賣法崧，用他的死來離間羌人的，他遇機會得以生還，這也是他的命。康定年間以後，世衡守邊屢出奇計；我在邊境任職時，從邊地人那裡得知王和尚的事迹，甚為詳細，因此為他重塑了廟像，并以這篇文章記錄其事迹。

　　大中祥符年間，皇宮中發生火災。當時丁晉公（謂）主持營建修複宮室，計慮取土太遠，于是指令鑿開宮前的大道取土。沒有幾天，大道都成了巨大的壕溝。因而決開汴水堤岸，引水入壕溝中，使各地運送各種材料的竹排、木筏和船隻，都從壕溝中直接來到宮門前。工程結束後，又以廢棄的瓦礫灰土填到壕溝中，複修整為街道通衢。一舉而三項力役同時成功，節省的費用可以億萬計。

　　學士李世衡多藏書，有一幅晉人墨迹在其子李緒那裡。長安人石從事曾從李君借去這幅墨迹，偷偷臨摹了一本，把它獻給文潞公（彥博），潞公以為是真迹。有一天潞公會客，向客人展示書畫，而李世衡恰好在座，一見這幅帖子，吃驚地說：“這帖子是我家的藏品，怎麼忽然到了這裡？”急忙叫人回家取來對證，始知潞公所收藏的是摹本。李世衡這才發現摹本是石從事傳出去的，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了潞公，而坐客一窩蜂圍上來，擠成人牆，都說潞公收藏的是真迹，而以為李氏所收才是摹本。李世衡于是感歎道：“他們人多勢衆，我孤家寡人，還怎麼能向他們說清楚？今天我才知道身份的孤寒。”

　　現在世俗所稱的隸書，隻是古人所稱的八分書，意指字體的變遷最初從篆文演變為隸書，還保存着二分的篆法，所以叫做八分書。後來就全變為隸書了，而現在所稱的正書、章草、行書、草書，原來也都是隸書就有的稱呼。後人誤稱古代的八分書為隸書，而以現在通行的書寫字體為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原先隻是指規範的隸書；其餘行書、草書，在隸書中也都有。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說：“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所謂“苦縣”、“光和”，分别指的是《老子碑銘》和《朱龜碑》。《書評》說：“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都是現在的所謂隸書。”這些牌榜碑文，杜甫詩也隻稱之為八分書。《書評》又說：“漢、魏牌榜碑文，不是篆書就是八分書，未曾用過隸書。”可知漢、魏碑文都是八分書，而不是篆書。

　　南唐的府庫中，收藏的書畫極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内合同印”等。其中“集賢殿書院印”是以黑墨印在書畫上的，而稱之為“金圖書”，說的是隻有此印是用黃金鑄造的。各種書畫中，時常會看到李後主的題跋，然而未嘗題寫書畫人的姓名，隻是鐘隐的畫，都有後主親筆題寫的“鐘隐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于花鳥。或說凡是有“鐘隐筆”三字的，都是後主自己畫的，後主曾自号為“鐘山隐士”，所以隐藏自己的真名而稱為“鐘隐”，并非真有個姓鐘的人。現在世上所傳的鐘隐畫，隻要是沒有後主的親筆題跋的，都不是南唐的真品。

　　古鼎中有三足皆為空心而其中可以盛東西的，這樣的鼎就是古人所稱的鬲。用鼎烹煮肉食的方法，總是希望湯汁在肉塊下面，肉塊浮在湯汁上，這樣就容易煮熟而又不會一邊爛、一邊不爛。等到取出煮熟的肉塊時，混濁的渣滓就都落到鼎足中。《鼎卦》的初六爻辭說：“把鼎足颠倒過來，便于倒出不潔之物。”這是說髒物沉澱後，必須先把它傾瀉掉，把鼎足清空。所以到九二陽爻，爻辭才說“鼎中又有了烹煮之物”。如今京師有名的屠夫善于烹熟整條豬的，都是用鈎子懸挂着烹煮，而不讓它附着于鍋底，這也是從古人的用意繼承下來的。此外，古代的銅香爐，大都在底部镂孔，使用時先把點燃的香餅放入爐中，再以灰覆蓋香餅，這樣火旺後就不容易熄滅而能燃燒得久；又為防止香爐燒熱後烤壞席子，因而在爐下放一托盤而加水，以浸泡香爐的三足，且用以承接未燒完就掉下來的殘留香餅。其他古器，大率都有曲折周到的用意，而形制和文飾，大抵多相同。這是由于古人的技藝和學問隻要有所傳授，就都各守師法，後人不敢随意更改。今天的衆多學問，人人各出己意，離奇不正而淺陋，放棄傳統，師心自用，又不止于器物的制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