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将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将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孫子說：戰争，是國家的大事，它關系到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不能不慎重考察研究。

　　因此要從五個方面進行認真的比較分析，從而了解敵我雙方的真實情況，來預測戰争勝負的可能性：一是道，二是天時，三是戰場的地利，四是将領，五是嚴謹的軍法。所謂“道”，就是從政治上使民衆與君主的思想一緻，這樣，民衆就能與君主同生死共患難，不會懼怕危險。所謂“天”，就是氣候的陰晴、寒暑、四季節令的更替規律等。所謂“地”，就是指行程的遠近、地勢的險峻或平易，戰地的廣狹，是死地還是生地等。所謂“将”，就是看将領們是否具備智、信、仁、勇、嚴五種素質。所謂“法”，就是指部隊的組織編制制度，軍官的職責範圍規定，軍需物資的供應管理制度等。對這五個方面，将領都不能不做深刻了解。了解就能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勝。因而，還要通過比較雙方的具體條件來探究戰争勝負的情形。這些條件是：雙方哪一方的君主是有道明君，能得民心？哪一方的将領更有才能？哪一方天時、地利占得多？哪一方軍中法令執行得好？哪一方兵力更強大？哪一方士兵更訓練有素？哪一方獎賞與懲罰更嚴明？我憑着對這些情況的分析比較，就可知道戰争勝負的情形了。

　　如果君上聽從我的計策，用計作戰定能勝利，我就留下；如果君上不聽我的計策行事，用計必然失敗，我就離開。好的計策被采納，還要營造有利的态勢，以輔助對外的行動。所謂态勢，就是根據如何有利于自己的原則，靈活機動運用兵力，掌握作戰的主動權。

　　用兵之道在于千變萬化、出其不意。所以，明明能征善戰，卻向敵人裝作軟弱無能；本來準備用兵，卻僞裝不準備打仗；要攻打近處的目标，卻給敵人造成攻擊遠處的假象；要攻打遠處的目标，相反卻僞裝作要在近處攻擊；敵人貪心就用小利來引誘他上當；敵人混亂就乘機攻取他；敵人實力雄厚就要謹慎防備；敵人強大就暫時避開其鋒芒；敵人容易沖動發怒，就設法挑逗他，使其失去理智；對于小心謹慎的敵人，要千方百計驕縱他，使其喪失警惕；敵人安逸就設法騷擾他，搞得他疲勞不堪；内部團結的敵人，要設法離間他，讓他分裂。在敵人沒有準備時，突然發起進攻，在敵人意料不到的情況下采取行動。這些都是軍事家克敵制勝的訣竅，對于作戰計劃，陰謀詭計不能還沒做就到處傳。

　　在戰争未發動以前在決策上就預計能取勝的，是因為具備的緻勝條件多；戰争未發生前在決策上就預計不能取勝的，是具備的緻勝條件少。具備緻勝條件多就勝，少就不能取勝，何況一個緻勝條件也不具備的呢？我們根據這些來分析戰争雙方，那麼勝負結果就可預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