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及皇時。自《鹹》、《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于塗山歌于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歎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讴吟土風，詩官采言，樂胥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觇風于盛衰，季劄鑒微于興廢，精之至也。

　　夫樂本心術，故響浃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複，制氏紀其铿锵，叔孫定其容典，于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于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阒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禦，故汲黯緻譏于《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迩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漢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

　　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羁戍，志不出于雜蕩，辭不離于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于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懸，聲節哀急，故阮鹹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之精妙，固表裡而相資矣。

　　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谑”，鄭國所以雲亡。故知季劄觀樂，不直聽聲而已。

　　若夫豔歌婉娈，怨詩訣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左延年閑于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鹹有佳篇，并無诏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

　　至于軒岐鼓吹，漢世铙挽，雖戎喪殊事，而并總入樂府，缪韋所改，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别，故略具樂篇，以标區界。

　　贊曰∶

　　八音攡文，樹辭為體。讴吟坰野，金石雲陛。

　　《韶》響難追，鄭聲易啟。豈惟觀樂，于焉識禮。

　　所謂“樂府”，是用宮、商、角、徵（zhǐ止）、羽的音調，來引申發揮詩意，又用黃鐘、大呂等十二律來和五音配合。不但傳說天上常奏《萬舞》，而且上古葛天氏的時候也曾有過八首樂歌。此外如黃帝時的《鹹池》、帝喾時的《五英》等等，現在都無從考究了。以後夏禹時塗山女唱“候人兮猗”，是南方樂歌的開始。有娀氏二女唱“燕燕往飛”，是北方樂歌的開始。夏代孔甲在東陽作《破斧》歌，是東方樂歌的開始。商代整甲在西河想念故居而作歌，是西方樂歌的開始。曆代音律聲調的演變，是很複雜的。一般老百姓唱本地的歌謠，采詩官借以搜集輿論，樂師則給這些歌辭制譜，使人們的情志、氣質通過各種樂器表達出來。因此，晉國的樂師師曠能從南方歌聲裡看出楚國士氣的盛衰，吳國的公子季劄也能從《詩經》的樂調裡看出周王朝與各諸侯國的興亡，這确是很精妙的。

　　音樂本來是用以表達人的心情的，所以它可以透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先代帝王對此非常注意，一定要防止一切邪亂和失當的音樂，教育貴族子弟時，一定要選擇有關政治功德的樂曲。因此，樂曲中所表達的情感，能感動天、地、人和春、秋四時；其教育作用可以遠達四面八方。自從雅正的音樂漸漸衰落以後，淫邪的音樂便漸漸興起。秦始皇時燒了《樂經》，西漢初年想恢複古樂。由樂師制氏記下音節，叔孫通定下禮容和法度。漢高祖時作《武德舞》，漢文帝時作《四時舞》，雖說是學習古代的《韶樂》和《大夏》，卻也繼承了秦代的舊樂，所以，中正和平的樂調便難于再見了。到武帝重視禮樂，建立樂府這個機構，綜合北方的音節，采取南方的腔調，還有李延年以美妙的嗓音來配合樂律，朱買臣和司馬相如用《楚辭》的體裁來寫歌辭。像《安世房中歌·桂華》等樂章，文辭華麗而違反常規；《郊祀歌·赤雁》等作品，語言雖美而不合法度。河間獻王劉德曾推薦古樂，但武帝很少采用，所以汲黯對武帝的《天馬歌》表示不滿。宣帝時所作的樂章，常常模仿《詩經》中的《鹿鳴》。到元帝、成帝時，漸漸推廣淫邪的音樂。因為雅正的音樂不能适應一般人的愛好，所以難于發展。後漢的郊廟祭祀，由東平王劉蒼寫了新的歌辭；辭句雖文雅，但音節上卻與古樂不同。

　　到三國時魏的曹操、曹丕、曹睿，他們的氣質高朗，才華美妙，用古題樂府寫時事，音節也美妙而和平。但讀了曹操的《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等作品，覺得裡邊無論叙述宴飲或哀歎出征，内容都不免過分放縱，句句離不開悲哀的情緒；雖然直接繼承漢代樂府詩，可是比之《韶樂》、《大夏》等古樂卻差的遠了。到了晉代，傅玄通曉音樂，寫了許多雅正的樂歌，來歌頌晉代的祖先；張華也寫了一些新的篇章，作為宮庭的《萬舞》。但杜夔所調整的音律，節奏舒緩而雅正；而晉初荀勖所改制的樂器，音節卻比較感傷而急促。所以阮鹹曾批評他定的不協調，後來有人考查了古代的銅尺，才知道荀勖改的不對。可見和諧的樂曲之所以能達到精妙的地步，是要各方面相配合的。

　　由此可知，詩句是樂府的核心，聲律是樂府的形體。樂府的形體既然在于聲律，那麼樂師必須調整好樂器；樂府的核心既然在于詩句，那麼士大夫應該寫出好的歌辭來。《唐風》中說：“喜愛娛樂，不要過度。”季劄稱之為有遠見。《鄭風》中說：“男男女女互相調笑。”季劄認為這是亡國的預兆。由此可見季劄聽《詩經》的演奏，并不僅僅是注意它的聲調。

　　至于後來樂府詩中，寫纏綿的恩愛或者是決裂的怨恨；把這些不适當的作品制成譜，怎能産生良好的音樂呢？但是一般流行的，主要傾向于新奇的樂章。雅正的樂府詩是溫和嚴肅的，人們聽了都厭煩得打呵欠、瞪眼睛；對奇特的樂府詩就感到十分親切，人們聽了就喜歡得拍着大腿跳起來。所以詩句和聲調都走到邪路上去，從此越來越厲害了。樂府的辭句就是詩，詩句配上聲律就變成歌。聲律配合辭句時，如果辭句過于繁雜，便難于節制。所以曹植說，左延年善于增減原作，太多了便删去一些。這說明歌辭應該注意精煉。試看漢高祖的《大風歌》，以及漢武帝的《李夫人歌》，辭句并不多，而歌唱者很容易配合音節。後來曹植、陸機等人，都寫過較好的詩，但并沒有令樂師制譜，所以不能演奏。一般人認為他們的詩不合聲律，其實這是沒有經過仔細考慮的挑剔。

　　此外，還有傳說黃帝令岐伯制《鼓吹曲》，到漢代又出現《饒歌》和《挽歌》等等；雖然内容有軍事和喪事的區别，但都算是樂府的一種。還有缪襲的作品，也值得我們注意。從前劉向整理文章，把“詩”和“歌”分開；所以我現在另寫這篇《樂府》，以表示其間的區别。

　　總結：

　　各種樂器産生種種動聽的音樂，而好的歌詞卻是其中的主幹。首先在鄉村裡産生了歌謠，宮廷中譜制成種種樂章。

　　卓越的古樂很難繼承，不正當的音樂卻容易開展。從這裡不僅看到了音樂的演變，更可看出禮法的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