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鹹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飨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順，并謂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乃覃及細物矣。

　　至于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繼于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後，或拟《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并緻美于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核。至雲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雜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标；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铄，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雖纖巧曲緻，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鹹，并揚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胪，以唱言為贊，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轲。及遷《史》固《書》，托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贊，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

　　然本其為義，事在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緻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贊。镂影攡聲，文理有爛。

　　年積愈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玩。

　　風、小雅、大雅、頌，是詩理的極至，頌是這“四始”的最後一項。“頌”的意思就是形容狀貌，就是通過形容狀貌來贊美盛德。從前帝喾時期，鹹黑曾作頌揚功德的《九韶》等。從《詩經·商頌》以後，創作“頌”的方法就已經成熟了。能感化整個諸侯國的詩歌叫做“風”，能影響整個大國的詩歌叫做“雅”，形容當世的國家風貌來贊美當代功德的叫做“頌”。“風”和“雅”通常是寫人記事，所以有“正風”、“正雅”和“變風”、“變雅”；“頌”是用來禀告神明的，内容必須純正美善。魯國因頌揚周公之功而編成《魯頌》，宋國因祭祀祖先而輯錄《商頌》。這都是用于宗廟的雅正樂歌，不是宴會上常用的歌詠。《周頌》中的《時邁》一篇，是周公親自寫作的；這篇賢人寫成的頌，為後人留下了典範。每個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達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時晉國民衆用“原田每每”來贊美晉軍，魯國人用“麛裘而韡”來諷刺孔子，這些都是說而不是唱，以簡短的話來進行諷刺。左邱明和孔順，都把這種話當做“誦”來記載。這是有了變化的不正規的頌；頌本來是用以告神的，這種變化已漸漸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頌》，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東西來寄托情意，又把“頌”的内容推廣到細小的事物了。

　　秦始皇時代的石刻，都是為了稱頌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漢代的惠帝和景帝時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頌産生。所以，頌的寫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繼不斷了。如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歌頌窦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贊美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稱述鄧後的《和熹鄧後頌》，有的學習《周頌》，有的模仿《魯頌》或《商頌》。這些作品雖然深淺不同，詳略各異，但它們贊美功德、顯揚形容，其基本法則是一緻的。至于班固所寫《車騎将軍窦北征頌》，傅毅所寫《西征頌》，就是将頌寫成了散文，由于過分的褒獎而違反了“頌”的正常體制！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有“雅”的用意卻寫得很像賦，為什麼如此玩弄文詞而遠離“頌”的特點呢！還有崔瑗的《南陽文學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頌》，序文寫得很好，而精簡了“頌”本身的篇幅。摯虞在《文章流别論》中對頌這一文章體裁做了深刻的品評，但其中說在頌的作品中“雜有一些風、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義，這不過是徒然聲張一些不合史記的議論，和古代對于鑄劍可黃銅白錫相雜的謬論差不多。到了魏晉時期的雜頌，很少有打破傳統的文章格局。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頌》為代表；陸機的作品，隻有《漢高祖功臣頌》較突出。不過，他們的作品中褒揚和貶抑混雜在一起，這就是魏晉時期頌的演化。

　　“頌”的創作，内容要典雅，辭藻要華美。描寫雖然近似賦，但不流于過分華靡的境地；嚴肅莊重有如“銘”，但又和“銘”的規勸警戒意義不同。頌是本着頌揚的基本要求來敷陳文采，從廣義的意義上來确立内容。至于細緻巧妙的描寫，也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變通。頌的寫作，大緻就是這樣了。

　　“贊”的意思就是說明，就是輔助。相傳從前虞舜時的祭祀，很重視樂官的贊辭，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說明的辭句。至于益幫助禹的話，伊陟向巫鹹所作的說明，都是講明事情，用語氣幫助言辭。所以，漢代設置鴻胪官，他在各種典禮上呼喊禮拜的話就是“贊”：這些都是古代留傳下來口頭上講的“贊”。到司馬相如進行寫作，才在《荊轲論》中對荊轲進行了贊美。後來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便借贊辭來進行褒揚或批評：那是用簡要的文辭加以總結，用頌的體裁而加以議論；《史記》和《漢書》的最後，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傳》作一總評，它和“贊”的名稱是相同的。可是摯虞的《文章流别論》，卻把這種“贊”誤稱為“述”，那就差得很遠了。後來郭璞注《爾雅》，在《爾雅圖贊》中，無論是動物植物都寫了“贊”，内容兼有褒揚和貶抑。這和上面所說魏晉以後的頌一樣，也是贊體發生變化之後的作品。

　　“贊”原本的意義是人對事物的嘉獎，所以古代流傳下來的“贊”篇幅很小，文體上必須由四言的句子構成，大約有十到二十句，需要作者極其簡明地講完并終結全文。“贊”這一文體的寫作要點就在于此。“贊”雖然傳承久遠，但使用并不廣泛，從大緻分類而言，它可以算作“頌”的一個支派。

　　總結：

　　形容美德寫成頌，贊揚功業寫成贊；描繪形容和組成聲韻，使文辭清晰而鮮明。

　　這樣的頌或贊，雖然年代久遠，它的美好卻像清晨一樣美麗。後世用頌贊來品評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辭采來作遊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