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辟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颉，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瘅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彜倫攸斁。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于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叙，故即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玄聖。故取式《呂覽》，通号曰紀。紀綱之号，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隐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于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征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于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後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後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号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平二後，欲為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于二後哉？

　　至于《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峤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于遷固，非妄譽也。

　　至于晉代之書，系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幹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谟。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征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于體國也。閱石室，啟金匮，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于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诠評昭整，苛濫不作矣。

　　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複重，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雲“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詳近”，蓋文疑則阙，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于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于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賢隐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于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内之責，而赢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曆诋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曆斯編，善惡偕總。

　　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從開天辟地到現在可謂曆史久遠，而今天的人能知道古代，依靠的就是曆史書籍。黃帝時代，有史官倉颉負責記錄曆史，可見史籍淵源久遠。《禮記·曲禮》記載：“史官帶着筆。”史就是使。他們拿着筆，做好記錄。古代左史記錄時事，右史記錄言辭。記錄言語的經典是《尚書》，記錄時事的經典是《春秋》。《尚書》的《堯典》《臯陶谟》記錄了堯舜時期的曆史，《尚書》的《甘誓》《湯诰》記錄了夏商時代的曆史。到了周朝文王、武王時期，政務革新，周公制定法典，推算過往朝代的曆法排列曆史順序，貫穿四季聯系各種事情來統一記事，省稱春秋。每一個諸侯國都有自己的國史，表彰善事抨擊惡事，樹立良好風氣。自從周平王勢力衰退，法制才開始散亂，倫理也開始敗壞。

　　昔日孔子擔憂王道失落，悲傷于文明崩壞，幽靜獨居感歎沒有鳳凰到來，臨街看到麒麟也會悲泣。于是孔子請教樂官訂正《雅》《頌》的音樂，借魯國曆史修改《春秋》。舉出實例得失表達贊美，引證國家存亡為标準來勸誡；一個字的褒獎，比做官顯貴還要難得；隻言片語的貶斥，比身受刀斧還要痛苦。《春秋》意義深遠，用字簡練。左丘明在同一個時代，就領略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對每一件事情都全面系統地探讨，而創作了《春秋左氏傳》。“傳”是轉的意思，轉述《春秋》的用意，轉授給後代，它實在是《春秋》的輔助文獻，曆史中極為難得的記事文章。

　　戰國時代，依然保留史官。秦始皇統一七國，而七國的曆史簡冊都有保存。這些簡冊隻是收錄了戰國策士的言行，所以名為《戰國策》。劉邦戰勝嬴政和項羽，累積了多年的武勳和戰功，而陸賈就效法古代，創作了《楚漢春秋》。漢代史官司馬談，世代手執簡冊作史。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甄别曆代帝王功勳。如果與《尚書·舜典》中的記載作比較，帝王都不算聖明；如果效法孔子《呂氏春秋》，那麼《史記》并非聖賢之作。所以取法《呂覽》，把記錄帝王的曆史通通号稱“紀”。“紀”是提綱的名号，也是包舉一切的稱号。所以司馬遷叙述帝王時用“本紀”，記錄公侯用“世家”，記錄卿士用“列傳”，記叙社會政治問題用“八書”，記錄年代和爵位用“十表”。雖然與傳統編史方法不同，卻能很好地攥住記叙史實的條例。至于《史記》一書注重寫實，學識豐富而廣博詭辯，愛好奇異與儒家相悖，體式不統一等問題，在班彪對《史記》的評議裡可以詳細看到。

　　到班固編寫《漢書》，繼承了前代史家的事業，特别是從司馬遷的《史記》中，得益更多。《漢書》的“十志”相當豐富，贊辭序言寫得弘麗，的确文質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學習儒家聖人和經書的典雅，條理清楚、内容豐富的功績，抛開班彪之名而竊取其成就的罪過，接受賄賂而編寫曆史的錯誤等，仲長統已講得很詳細了。從《左傳》的記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爾記叙到一些史實，在文字上比較簡約，對某些曆史人物就很難做具體記載。《史記》中的各個列傳，才分别對曆史人物做了詳細記載，從而便于觀覽，這是後繼者所取法的。至于漢惠帝死後，呂後代理執政，《史記》、《漢書》中便都為呂後立本紀，這是違反常理而有失忠實的。為什麼這樣說呢？自從伏羲皇帝以來，就未聽說過有女子做皇帝。漢代的這種遭遇，難以成為後代的法式。“母雞不晨鳴”，這是周公的誓詞中早就講過的；不允許女子參與國事，齊桓公也這樣寫在盟文中。從前宣太後擾亂秦國，呂後使漢王朝發生危險；豈知國家大事難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對待名号的問題。張衡在從事曆史工作時，也和司馬遷、班固同樣糊塗，竟主張為漢元帝皇後寫本紀，也是夠荒謬的了。按理說，惠帝的兒子劉弘雖然是假冒皇後之子，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孺子劉嬰雖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漢平帝的繼位者。劉弘、劉嬰兩人應立本紀，哪有給呂後、元帝後立本紀之理呢？東漢的史書，開始于《東觀漢紀》。後來袁山松的《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紀》，都寫得偏頗雜亂，違反倫常。薛瑩的《後漢紀》、謝承的《後漢書》，都寫得粗疏謬誤，很不可信。如像司馬彪的《續漢書》，詳細而真實，華峤的《後漢書》，準确而恰當，就可算是東漢史中寫得最好的了。

　　《後漢》紀傳發源于《東觀》，袁山松的《後漢書》與張瑩的《後漢南記》，都非常駁雜而不合史法。吳國薛瑩的《後漢記》和謝承的《後漢書》，疏漏頗多，真實性差。司馬彪的著作翔實，華峤的著作準确，都是史書中的好作品。而先後撰述的魏代三國記傳，例如孫盛的《魏氏陽秋》，魚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有的浮誇虛設，有的疏漏無綱，隻有陳壽的《三國志》堪稱絕倫，荀勖和張華把他比作司馬遷和班固，并不過分。

　　晉代的史書，由著作郎掌管。西晉陸機作《三祖紀》但沒有完成，南朝王韶續寫《晉紀》也沒有全結束。幹寶著的《晉紀》精審正确，孫盛作的《晉陽秋》簡明扼要。看《春秋傳經》，都能舉出例子；從《史記》《漢書》之後，也就沒有可以作為範例的了。東晉鄧粲的《晉紀》才又出現了條例，他擺脫漢魏時期的影響，學習殷、周時代的《尚書》，雖然他偏居湘江，但的确有心做好文章，《晉陽秋》訂立的條例，就是鄧粲設立的規矩。

　　想把史書寫好，必須貫通百家，讓書流傳千古，表明所記錄的興衰，作為後世國家興亡的借鑒，使一個時代的制度，同日月一樣長久地存在下去，王道和霸道的故事也與天地一樣流傳。所以在漢代初期，史官是非常被看重的。國内各個郡的文獻，先集中到太史的府中，讓其詳細了解國家的體制狀況。另外史官還必須閱讀曆史，研究殘存的書卷。史官需要了解古代曆史，确立當代書寫的立意和規範，選擇合适的言語，依靠經書作為準則。對君王是否勸告或者警示，應當以聖賢的思想作為依照。然後，完整明晰地評論史料，才不會出現不恰當的評述。

　　然而本紀和列傳的樣式，有編年體綴事的問題，但其文章不泛泛而談，而是按照現實書寫。隻是因為時間久遠，傳承的過程中無法十分緊密貼切，積累了很多曆史事實，而事件始末則可能有疏漏，這就是總彙史料撰述史書的困難。有時候一件事和兩個人有關，同時記載難免有重複，而隻寫在一個人的紀傳中又不夠周全，這也是編排資料的不易。所以張衡說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有錯誤，傅玄譏笑《後漢書》冗雜，其實都是這些問題所在。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曆史，年代愈遠，不可靠的就愈多。戰國時的公羊高曾說：“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荀況則說：“遠的從略，近的從詳。”凡是有疑問的地方甯可暫缺不寫，這是由于史書以真實可信為貴。可是一般人都有點好奇，不顧“按實而書”的原則。聽到點傳聞就想大寫特寫，對遙遠的事情卻想做詳細描寫；于是抛開共同一緻的而追求奇異的，牽強附會，生拉硬扯；過去的史書上從未記載的東西，竟寫在自己的書中。這就是史書錯亂不實的根源，是追述遠代曆史的大害。至于編寫當代的曆史，卻正因同時而往往是虛假的。雖然孔子在《春秋》中，對和他同時的魯定公、魯哀公的不當之處，也有委婉的諷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難超脫當時的利害。對功勳榮顯的貴族，即使是平庸無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飾；對遭受困頓不幸的人，雖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貶，形之筆端，這又是歪曲同時史實而令人歎息的事情。所以，記述遠的是那樣虛假，記載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夠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記叙得當的，就隻有左丘明了吧！

　　至于對尊長或聖賢有所隐諱，固然是孔子的聖意；因為細微的缺點不能影響整個品德高尚的人，而對壞人壞事進行批評警戒，那正是優秀史家應有的直筆；這就正如農夫見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鋤掉。這種精神，也是萬代必遵的共同準則。至于從繁雜的事件中，抽出綱要來統領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實可信，排除奇聞異說的要領；明白交代起頭結尾的順序；斟酌品評人事的原則；能夠掌握這個大綱，編寫史書的各種道理就都可貫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負擔着綜述一代史實，要對全國負責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指責。一切寫作任務，沒有比這更費力的。司馬遷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學了，他們的史書尚且屢遭後人诋毀，如果随意亂寫，記述不當，這就很危險了！

　　總結：

　　史官開始于軒轅黃帝，史書完備于周公孔子。對世代經曆的事編成曆史，無論好人壞人都總括其中。

　　史書上傳以褒揚，斷以貶辭，長期使人驚心動魄。文辭方面應學習左丘明，記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樣正直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