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禦宇，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其唯诏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訓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胤。《易》之《姤》象∶“後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并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诏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詩》雲“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數度”，《禮》稱“明神之诏”，《書》稱“敕天之命”，并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诏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群後。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诏诰，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

　　觀文景以前，诏體浮雜，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诏嚴助，即雲∶“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玺書，責博于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诏賜鄧禹，稱司徒為堯；敕責侯霸，稱黃钺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章崇學，雅诏間出。和安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诏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勖九錫，典雅逸群。衛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诰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并管斯任，施令發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辭義多偉。至于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蔽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峤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

　　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诰，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戒敕為文，實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

　　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矣。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施，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并理得而辭中，教之善也。

　　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雲“有命自天”，明命為重也；《周禮》曰“師氏诏王”，明诏為輕也。今诏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诰。我有絲言，兆民伊好。

　　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号。

　　統治着天下的帝王，他說的話是神聖的。帝王靜坐禦前，他的意旨能夠滿布四海，主要就是通過诏策了。在軒轅黃帝和堯舜的時候，帝王的話都叫做“命”。“命”的意義，本來是給有功德之臣賜以姓氏；它在夏、商、周時期，還包括像《甘誓》、《湯诰》之類的诰和誓。“誓”是用來教訓軍旅的，“诰”是用來實施政治的。“命”表示來自上天，所以用來授與官爵，賜給姓氏。《周易·姤卦》的《象辭》中曾說：“國君用命令來教訓四方臣民。”诰命的作用，就如大風起于大地之間，所有臣民無不随風而動。到了戰國時期，就都稱為“令”。所謂“令”，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統一六國，又把“命”改稱為“制”。漢初制走法度，把“命”分為四類：第一類叫“策書”，第二類叫“制書”，第三類叫“诏書”，第四類叫“戒敕”。用“敕書”來警戒州、部長官，用“诏書”來教訓各種官吏，用“制書”來發布減免刑罰的命令，用“策書”來封贈王侯。所謂“策”，就是竹簡，“制”就是截斷，“诏”就是告訴，“敕”就是戒正。

　　《詩經》中曾說“害怕這告急的簡書”，《周易》中曾說“君子要使禮尊卑有度”，《周禮》中曾講到“诏告于日月山川之神”，《尚書》中曾講過“帝王奉正天之命”等，可見策、制、诏、敕，都是根據經書中的說法來确立名目。後來重诏而輕命，是沿習秦制而來的。《禮記》裡說：帝王的話雖細如絲，一講出來就變成粗繩；因此對群臣說話必須慎重。虞舜早就重視納言之臣，周宣王則把出納王命的官吏視如喉舌。到了兩漢時期，就由尚書來管理帝王文诰。帝王的話關系重大，往往要寫入史書；話一出口就産生了巨大作用，好像人的汗水一樣，出來了就不能返回。所以，由于淮南王劉安文才英俊，漢武帝給他的書信，先要請司馬相如等人審查草稿。由于隗嚣部下文士衆多，所以，光武帝和他在文辭上的往來特别留意。這不隻是為了在當時得到美譽，也為了後世的影響而不得不慎重。

　　查考西漢文帝、景帝以前的诏書，大都寫得虛浮雜亂；漢武帝崇尚儒學，诏書就較為弘大深刻。如封齊王、燕王和廣陵王的策書，文辭和《尚書》中的訓、典相同，其深刻而正确的勸戒之義，為後代留下了典範。他在批評嚴助的制诰中，曾講到嚴助不願在朝内做官，這正體現了漢武帝愛才的恩典，漢宣帝給太原大守陳遂的玺書，也表現了對故舊的厚意。東漢光武帝在治平了亂世之後，對文化學術頗為注意，但喜怒之情比較輕率，有時不免過分一些。如在給鄧禹的敕書中，竟稱鄧禹為堯；在批評侯霸薦人不如意的玺書中，就用死刑來吓唬他。如像這類诏策，實在是違背法度的。到明帝、章帝時，他們都重視儒學，典雅的诏書，還偶然出現一些。及至安帝、和帝時，政治松弛，負責诏令的尚書省又缺乏人材，每次寫诏書、敕書，還要請外人代筆。到了建安末年，诏策文的寫作疊更興起。如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寫得高雅出群；衛觊的《為漢帝禅位魏王诏》，對曹丕的受命為帝，表達得十分昭明顯著。要比他們寫得更好，已不可能了。魏晉以後，管理诏策的機構改為中書省，魏國的劉放，西晉的張華，前後擔任中書監的職務，因此，發号施令的诏策，傳聞于世的很多。這個時期魏文帝曹丕的诏書，文辭義理大都寫得宏偉，但有的诏書中，竟鼓勵夏侯尚讓其部下“作威作福”，這是他沒有考慮周到的一點小毛病吧！晉元帝建立東晉之後，隻有晉明帝比較重才；因溫峤文筆清新，被引進中書省任職。不過從此以後，古代寫作诏策的法度就逐漸消失了。

　　帝王的話是崇高而神聖的，這是因為帝王對全國情況有深透的觀察了解，所以他的話能為各個諸侯效法，并使天下信服。因此，選拔賢才、授與官爵的命令，應如日月之光那樣明亮；褒獎或策封臣下的诏書，就要有和風雨露般的潤澤；關于敕正教戒方面的文诰，則要像燦爛群星吐出的光華；關于治理軍事或召集諸侯會同讨伐的軍令，就要表現出滾滾雷霆的聲威；對于因過失而造成災害的人予以寬赦，赦書就要像春天的露水那樣滋潤；對于明賞罰、正法紀的文诰，則要像秋天的嚴霜那樣剛烈：這就是寫作诏策的基本要求。

　　至于戒敕之文，是诏令中更為切實的一種；如《穆天子傳》所載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這就是戒敕文了。魏武帝曹操曾說，作敕戒應根據事實，寫得明确果斷，而不要依違不決。這就通曉治術之要了。到了晉武帝，就把敕戒普遍用于各種官吏：如告戒都督掌握軍事要領，告戒州牧嚴格督察其下屬，警戒郡守要體恤百姓痛苦，督促牙門将領要加強防衛等，都具有诏策的古義。

　　所謂“戒”，就是謹慎。夏禹曾說：“用贊美來進行警戒。”國君、父母和老師是最尊嚴的，作為君、父和師，他們給人的恩德是無窮無盡的。漢高祖的《手敕太子》、東方朔的《誡子》，都是臨終之前所作的遺命。從東漢馬援以後，便開始留下自己的家戒。班昭的《女戒》，可以稱之為傅母和女師了。

　　所謂“教”，就是效法，講出話來老百姓便按照去做。舜的臣子契曾提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所以後來王侯大臣對老百姓的訓示就叫做“教”。西漢鄭弘任南陽太守時，他條列教令為後世所稱述，就因為他講的事情頭緒清楚明白。漢末孔融做北海相，他的教令雖寫得雅麗，治理上卻差一些，這是治理和教令不一緻。如諸葛亮的教令，内容周詳而辭采簡樸；庾翼的教令，明确而果斷：他們都寫得道理得當而文辭切中，這就是優秀的教令了。

　　教令之外還有“命”。《詩經》中說：“命來自天。”這表明“命”很重要。《周禮》中說：“主管教育的官員诏告周王。”這表明“诏”是用于臣對君的。秦以後則重“诏”而輕“命”，這是古今變化的不同。

　　總結：

　　帝王發号施令，老百姓敬仰聖旨。國君能慎重地發布诏令，萬民都很高興。

　　光輝的诏策高舉，鴻大的教化遠播。充分發揚诏策的意義和文辭的作用，使帝王的号令更為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