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绾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誣：政無膏潤，形于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辭亦通辨，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群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于災異，陳蕃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張衡指摘于史職，蔡邕铨列于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疊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勸于時務，溫峤懇恻于費役，并體國之忠規矣。

　　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笃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禦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仆，繩愆糾謬；秦有禦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鸷擊，砥砺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鹹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疊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雲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為戾，複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辟禮門以懸規，标義路以植矩，然後逾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诟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随，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啟者，開也。高宗雲“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雲啟聞。奏事之末，或雲“謹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别幹。必斂饬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矯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谠言，言貴直也。自漢置八能，密奏陰陽，皂囊封闆，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皂飾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幹将，墨含淳酖。

　　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昔日堯舜時代的臣子，在表述政事及意見時都口頭表達，到了秦漢時期，給皇帝上的公文叫作“奏”。陳述國家大事，進獻禮儀典章，報告緊急變故，彈劾官員的錯誤，統統稱為“奏”。“奏”，即“進言”之意。是臣子進奏陳述，把情況說給天子聽。

　　秦始皇建立秦朝後确立“奏”的名稱，但是當政的法家人物缺少文采。看丞相王绾上書稱頌始皇功德，語言質樸而意義淺近，李斯的《治骊山陵上書》，叙事簡略且内容虛假。政治沒有恩澤，從奏章上就看得出。漢代之後，向皇帝陳述政事有時稱作“上疏”，使用的是儒雅的文辭，文采突出。像賈誼陳述農業重要性的《論積貯疏》，晁錯議論對外用兵的《言兵事疏》，匡衡建議訂立郊祀之禮的《奏徙南北郊》，王吉勸谏實行先王禮制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溫舒建議以德政代替酷法的《尚德緩刑書》，谷永勸谏皇帝不要沉溺神仙方術的《說成帝拒絕祭祀方術》等。這些奏疏說理中肯周全，文辭明白通暢，是符合奏章體制的。東漢也有很多賢臣，從來不把好的評論隐匿不發，楊秉上疏發表對災異的見解，陳蕃上疏表達對賞罰制度的憤懑，表現得非常有骨氣。張衡上疏指摘史官修史中的不當，蔡邕上疏對比朝廷制度的不合理，這些人都是學識淵博、見地明确的人。曹魏時期，有文采和理論修養的人接連出現，比如高堂隆借天象變動勸谏皇帝不建豪華宮室，黃觀奏請有關教學的事情，王朗奏請皇帝節省，甄毅建議對選拔官員進行考核等，這些奏疏都是臣子們恪盡職守的證明。西晉多難，禍患不斷，劉頌罷相後仍關心國家大事，上疏陳事；溫峤對勞民傷财感到不安而上疏勸谏。這些都是體察國事的衷心勸谏啊！

　　“奏”這種文體，根本在于明确可信忠厚誠信，強調辨别分析和通達事理。隻有意志堅定的人才能勝任，廣博的見識以窮達事理；參考古人來駕馭今事，抓住要害以處理繁雜：這就是“奏”的基本要領。至于揭發檢舉罪過的奏文，是用以嚴明法紀、廓清國政的。從前周代的太仆，專門負責糾正過失和錯誤；秦代的禦史大夫，負責掌管彈劾法令和文書；漢代設置禦史中丞，則是主管彈劾罪過的監察官。所以，既然身為執法嚴厲的監察官，就應磨煉其氣勢，以求把彈奏寫得像筆下生風、紙上結霜那樣勁厲。讀漢代孔光對董賢的彈奏，是如實列舉其罪行；漢末路粹對孔融的奏本，卻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見，在彈奏的寫作上，名儒和險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晉傅鹹，為人剛勁正直，因此彈奏寫得有力而深刻；東晉劉隗雖嚴峻正直，他的彈奏卻寫得有些粗疏：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緻。後世的彈奏文，相互參酌，在不斷運用中雖有新的發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沒有什麼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卻是希望使人受其傷害；彈奏是為了糾正罪惡，也就勢必寫得深刻嚴峻。《詩經》裡面批判毀謗好人的讒人，說要把這種人投給豺狼虎豹；《禮記》中痛恨無禮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擊儒家，稱之為公羊和大豬；孟轲譏諷墨家，就比之為禽獸。《詩經》、《禮記》、儒家、墨家，尚且如此，嚴峻的彈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寫這種文章，都是競相辱罵，吹毛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謾罵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開辟禮的大門和義的道路，就可以此為準則，對不通過“禮門”越牆而過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義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斷他的腳；何須用暴躁醜惡的言辭，以無理謾罵為工巧呢？所以，确立規範，衡量取舍，應以表達要義為主。必須做到說理有常規，用辭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斷精神，用儒家的文辭采飾，不畏強暴的權勢，使盛氣流貫于筆墨之中；也不放任詭詐欺騙的人，使聲勢振動于竹簡之外，這就可說是禦史大夫的傑作，正直的壯舉了。

　　所謂“啟”，就是開。商王武丁曾說，“打開你的心竅，澆灌我的心靈”；“啟”就是取這個意思。西漢景帝名“啟”，為了避諱，所以兩漢時期的奏啟不用“啟”這個名稱。到魏代的箋表中，才開始用“啟聞”，或者在奏事的最後說“謹啟”。晉代以後，“啟”的運用相當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陳述政見、議論國事上，“啟”是“奏”的分支；在辭讓封爵、感謝恩典方面，“啟”是“表”的枝幹。奏啟的寫作，必須整饬得合于法度，緊縮音節，抓住要害，簡明輕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誇，這就是“啟”的基本要領了。

　　此外，“表”“奏”這類文體講求言辭的确切，成為“谠言”。所謂“谠”，也就是糾正偏差的意思。如果“表”“奏”出現了偏差，就是對《尚書》“不偏不倚，才能讓王道久遠廣闊”的違背。隻有說話不出現偏頗，才能叫作“谠言”。漢成帝稱贊班伯說出的話就是所謂的“谠言”，就是因為他的話中正而沒有偏倚。自從漢代設置了八能這個奏樂人的職位，就方便了這些人用密奏的形式上報陰陽節氣變化，将這些奏報裝在黑色的袋子裡，所以這類奏疏又被稱為“封事”。晁錯受委派學習《尚書》，回去後就上奏說“便宜”，所以後代“便宜”一類的奏書，都會加上密封，是為了保守其中的秘密。王臣不考慮自身的安危，說出來的話一定是正直的，活着的意義就是做好政事，所以用不着說空話。

　　總結：

　　要整頓必講直話的監察機構，以肅清政教風紀。奏啟的寫作，筆要如寶劍那樣銳利，墨要像劇毒的鸩酒那樣猛烈。

　　雖應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讒言傷人。這樣，用奏啟來提供政見，陳述事宜，就一定能勝任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