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章句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

  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随變适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回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

  尋詩人拟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羁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貴于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緻也。

  若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于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于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于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兩體之篇,成于西漢。情數運周,随時代用矣。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辄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辄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

  又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于句外。尋兮字承句,乃語助馀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于“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回運,彌縫文體,将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欤。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失朋。

  環情革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異,以盡厥能。

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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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的時候要把意境設置在恰當的地方,語言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情景設置在恰當的地方叫做“章”,語言放在合适位置上叫做“句”。所謂“章”,就是明白;所謂“句”,就是分界。分界語言,連接字詞才能夠分成各個單位,明确情境,概述所包含的思想并把它融入到既定的體裁裡,即便章句二者的界限不同,它卻能夠像道路一般相互連接。人們所謂的寫作,是用字詞組成句,句多了成章,章多了成篇。全篇之所以能夠文采煥發,是因為章沒有瑕疵的緣故;章之所以能夠文筆華麗,是因為句沒有瑕疵的緣故;句之所以清新秀美,是因為字沒有混亂的緣故;就好比震動樹的根本而樹葉也會随之晃動一樣,知道根本的原則就能夠概括全部的事例。

  韻文和散文創作,篇幅大小不一;分離章整合句,調子也是有緩有急;随着内容的變化而适當的調配,并沒有固定的标準。不管句子的字數是多少,隻有将字詞連接起來才能夠起到作用;一章講述了一個意思,隻有讓意思明确才算是一個完整的段落。其中所要掌控的情理,有時宕開有時承接,就好比跳舞來回旋轉一般,要有行列位置;又好像聲色美妙的歌曲一樣,帶有高低清濁的節奏。

  檢驗詩人的比拟譬喻時,雖然會有斷章取義,然而每一章一句都在整篇之内,就好像剝繭抽絲,有開始就要有結束,好像緊密的魚鱗排列一般有秩序。剛開始的行文言辭,就應該為中篇的寫作埋下隐線,最後結尾的字詞,要和前句的意思相呼應才行;如果能做到文字如交織的花紋,内涵融會貫通,好比花萼和子房的連接,首尾形成一體。如果言辭匹配不恰當,那麼就好比在異鄉的旅客般孤苦無依,叙述事情的順序颠倒,就好比旅居在外的人一樣無法安定。所以造句的時候不要颠倒秩序,斷章的時候看重行文順序,這原本就是情意表達的最終歸宿,韻文和散文的寫作要求也是這樣的。

  至于散文,雖沒有固定的句式,其中的字卻有一定的規律:四字句比較緊湊但不促迫,六字句雖然較長,但不松散;有時變化為三字句、五字句,是情景變化的需要。至于詩體、頌體的一般格式,大都是以四言為主。但《詩經·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詩經·周頌·維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開始于黃帝時期,如《彈歌》這個歌謠就是;三字句的作品産生于虞舜時期,傳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發展于夏代,傳為太康之弟在洛水邊所作《五子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出現在周代,《詩經·召南》中《行露》篇就有部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子,在《詩經》、《楚辭》中已攙雜出現;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兩漢時期才完成。随着發展中内容不斷複雜,各種句式就根據不同的情況而更換使用了。

  至于改換韻腳,變動音調,是為了調節文章的語氣。賈誼和枚乘的辭賦,是兩韻一換;劉歆和桓譚的作品,則是一韻到底:這就是各人的愛好不同了。從前曹操論賦,不滿于同韻的重複,而主張善于變換。陸雲也說:“四言句的轉變,以四句一換為好。”他對用韻的意見,和枚乘、賈誼相同。但兩韻一換,聲調音韻略嫌急促;如較長的辭賦一韻到底,讀起來又會使人感到疲勞。才情昂揚的作者,雖然運思順暢,怎如折中用韻,不疏不密,可保不出大的毛病。

  《詩經》的作者把“兮”字寫入句内,《楚辭》中用“兮”字,常常在句子之外。查究用“兮”字組成句子,隻是為了輔助語氣的聲音。從舜帝的《南風歌》以來,“兮”字的運用已很長久了。曹操讨厭用“兮”字,大概是他認為對作品的内容沒有什麼益處吧。至于“夫”、“惟”、“蓋”、“故”等,是句子開頭的發語詞;“之”、“而”、“于”、“以”等,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語;“乎”、“哉”、“矣”、“也”等,則是用于句末的老話頭。對于說明事理,這些虛詞本身似乎沒有具體意義,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卻是很必要的。高明的作者加以靈活運用,組合成完整的作品,将使若幹個句子,靠一虛詞的幫助而很好地聯系起來。既然虛字還惟恐其不妥,何況所有的章句呢?

  總結:

  處理章節有一定的法度,積字成句卻沒有常規。章節的内容應該配合主旨,每個句子的文辭應該避免不連貫。

  圍繞内容來安排音韻,就能緊密結合而相互發揚。根據實際劃分章句,以此盡力發揮出章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