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來文才，異世争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雲“尊靈永蟄”，《明帝頌》雲“聖體浮輕”，浮輕有似于蝴蝶，永蟄頗疑于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馀不足觀矣。潘嶽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則雲“感口澤”，傷弱子，則雲“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

　　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倫，而崔瑗之《诔李公》，比行于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于李斯。與其失也，雖甯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

　　凡巧言易标，拙辭難隐，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有“撫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赉，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緻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于古，而有擇于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箧，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

　　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于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匹兩稱目，以并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俪骖服，服乘不隻，故名号必雙，名号一正，則雖單為匹矣。匹夫匹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曆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裡緻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匹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隐括于一朝，可以無慚于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俊才，謬則多謝。

　　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管仲曾說：“沒有翅翼而能四處飛揚的是聲音，沒有根柢而能深入牢固的是情感。”但聲音不需要翅翼就很容易飛揚，情感不依靠根抵也不難牢固，根據這個道理來從事寫作，能不十分慎重麼！自古以來的作者，在不同時代競相馳騁。有的才華卓越而豪放迅疾，有的思考精緻而細密，但思慮所及往往難于全面，很少做到毫無瑕疵。曹植在寫作上，是衆多文人中較為英俊的了，他在《武帝诔》中卻說：“尊靈永蟄。”在《冬至獻襪頌》中又說：“聖體浮輕。”說“輕浮”就好像是胡蝶，說“永蟄”則容易懷疑為昆蟲；把這種描寫用于最尊貴的帝王，哪裡能恰當呢！又如左思的《七諷》，有說之以孝而不從的話，既然如此違反大道，其他内容就不值得一看了。潘嶽的文才，是善于寫哀傷之作，但寫對内兄的傷痛，就說有其留下的“口澤”；寫對幼子的哀悼，就說他思念之心“如疑”。“口澤”和“如疑”，都是《禮記》中對尊敬的父母用的，潘嶽卻用之于晚輩，文辭雖然寫得很悲哀，但有失于尊卑有别的大義。

　　至于對人物的比拟，必須合于倫類。可是崔瑗對李公的诔文，把他的行為比之黃帝和虞舜；向秀在《思舊賦》中懷念嵇康，竟把李斯的罪過和嵇康相比。如果不得已而用不當的比拟，那就甯可好的方面比得過頭一些，而不要對壞的方面比得太重；但像高厚那樣的詩句，比拟得過分不倫不類仍是不對的。

　　大凡精妙的言辭容易顯露，拙劣的毛病也難以掩蓋，隻要有了缺點，就比潔白的玉器上有了缺點更難磨掉。文章的瑕病是很多的，不可能全部列舉出來，所以隻大緻提出以上四點。

　　文章寫作的基本途徑，不外用字和立義兩個方面：用字要根據正确的解釋來确定含義，立義要通過正确的道理來闡明。晉末以來的作品，有的意旨模糊不清，開始有“賞際奇緻”的奇言，後來有“撫叩酬酢”的怪語；且常常是單獨标出一字，用來表達情感。“賞”字的意思是賞賜，和内心是否領會毫不相關；“撫”字的意思是執持，也牽涉不到什麼情理。這都是《詩經》中未曾見到，漢魏時期也沒有人用過。籠統含混地領會似乎還可辨識，核實文字就完全不成其為意義。這都是情感不正常所産生的變化，文風衰落造成的弊病。到劉宋以後的作者，仍然沒有改變，老毛病已習染成俗，不是一朝一夕鵝事情了。

　　近代的作家，大都愛好猜忌，以至從語音相同的字上尋找缺點，從反切出的字音去挑取毛病。這在古代雖不重要，在當今卻要受到指責。此外，所寫和他人的文章雷同，按理應當加以删改。如果掠取人家的美辭，當做自己的創作，就像古代陽虎竊取了魯國的寶玉大弓，終于不是自己應有之物而退還。全部抄襲别人的作品，就如巨盜竊取整箱的财物；部分采取他人的文辭，則如小偷摸人家的口袋；但襲用前人論述的很淺薄，竊取當代著作就是過錯了。

　　至于注釋之成為書籍，是用以辨明事理的，但由于研究得不正确，有的便輕率地做了判斷。張衡在《西京賦》中講到“中黃伯，以及夏育、烏獲之類勇士”，薛綜把中黃伯誤注為宦官的頭目，這是他不知道中黃伯是能執雕虎的勇士。又如《周禮》中講按井田征收賦稅，過去有三十戶出“匹馬”之說，而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解釋“匹”字，有按馬頭數馬蹄的說法，這豈是辨别事物的要義呢？考查古代正定名稱的原意，車用“兩”而馬用“匹”，“匹”和“兩”的稱呼，都是取并偶的意思。随帝王朝會和祭祀的貳車、軍事和打獵的佐車，駕車在中的兩服、在外的兩骖，都是雙馬。既然這些都不是單的，所以它們的名稱必須成雙；名稱一經正定之後，就雖是單數也通稱為“匹”了。所謂“匹夫匹婦”，也就是取配偶的意思。車馬名稱的含義是比較簡單的，但曆代仍然有人不明白；辭賦是文人的家常便飯，還有人注得差之千裡，何況研讨宏深的儒家經典，怎麼可能不發生錯誤呢？為辨别“匹”字而計算馬頭馬蹄，挑選勇士卻推出了宦官頭子，都是錯得過分突出的例子，所以舉為鑒戒。繪畫是開始鮮明而後來變色，文章卻可年代越久而更為光彩；如能在寫作時改正了作品中的缺點，就可傳之千載而永無愧色了。

　　總結：

　　善于射箭的後羿曾出過差錯，善于禦馬的東野稷也出現過失誤。雖然有傑出的才能，出了錯誤就很慚愧。

　　作品中一個小小的污點，曆經千年也無法改變。能寫出沒有毛病的好作品，也就和寫作的高手相去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