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極彜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曆綿暧，條流紛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寶鹹耀。于是《易》張《十翼》，《書》标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谟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铮铮之細響矣。

　　夫《易》惟談天，入神緻用。故《系》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隐。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骊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诂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诂訓同《書》，攡風裁興，藻辭谲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鹢，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隐。此聖人之殊緻，表裡之異體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馀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遍雨，河潤千裡者也。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诏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诔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為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内者也。

　　若禀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欤！

　　贊曰∶

　　三極彜訓，訓深稽古。緻化歸一，分教斯五。

　　性靈熔匠，文章奧府。淵哉铄乎，群言之祖。

　　講述天、地、人三才不變道理的書籍叫做“經”。所謂“經”，就是永恒不變的道理，不可改易的偉大教典。經書取法于天地，征驗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從而制訂出人類的綱紀；它們深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并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東西。三皇時産生了《三墳》，五帝時出現了《五典》，又加上《八索》、《九邱》等古書；它們經過長期的流傳而不清楚了，後來的著作越來越錯綜複雜。自從經過孔子對古書的整理，它們的精華都放射出光芒。于是，《易》的意義有《十翼》來發揮，《書》中指出了“七觀”，《詩》裡分列出四部分作品，《禮》明确了五種主要的禮儀，《春秋》中提出五種記事條例。所有這些，在義理上既有陶冶性情的作用，在文辭上也可稱為寫作的典範；因此可以啟發學習，培養正道，讓本身明白的道理更加顯著。但是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十分微妙，聖人的見解卓越；就像高大的牆能包容寬廣，千萬斤重的大鐘，決不會發出細小的聲音來。

　　《易經》是專門研究自然的道理的，講得精深微妙，可以在實際中運用；所以《系辭》中說：《易經》的意旨深遠，辭句有文采，說的話符合實際，但其中講的事情難以明白。孔子讀這部書時，三次翻斷了系竹簡的皮繩，可見這部書是聖人深奧哲理的寶庫。《尚書》主要記載古代王者的語錄，隻是文字不易理解；但隻要通過《爾雅》了解古代語言，它的意思也就簡單了。所以子夏贊歎《尚書》說：“它像日月那樣明亮，像星辰那樣清晰。”這無非是贊美《尚書》記的很清楚明白。《詩經》主要是抒發作者思想情感的，它的文字和《尚書》一樣不易理解；裡邊有《風》、《雅》等不同類型的詩篇，又有“比”、“興”等不同的表現方法，文辭華美，比喻曲折；諷誦起來，可以體會到它溫柔敦厚的特點，所以它切合了聖人的情懷。《禮經》可以樹立體制，它根據各種事務來制訂法度，其中的條款非常詳細周密；如果照它去實行，效果一目了然；任意從中取出一詞一句，也是十分珍貴的。《春秋》這部書在辨明道理上，一個字就能顯示出贊美或批評來。例如“隕石五塊”“六隻水鳥倒飛”，這是用文字的詳盡來顯示寫作的技巧；“宮門和門前兩觀失火”，則用先後次序的不同來顯示主次。《春秋》委婉曲折、用意隐晦，确實非常深刻。《尚書》文辭古奧但内容明确易懂；《春秋》文辭簡單，但意義深奧難懂。這就是說聖人文章辭藻各有特色，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

　　經書就像大樹一樣，盤根錯節，枝繁葉茂；文辭簡練而意義豐富，所舉事例很平凡而所暗示者卻很遠大。因此這些文書雖然曆史久遠，但它們遺留下來的意義卻永遠新穎。後世的人向它們學習，一點不嫌太晚；前代先賢用了很久也不嫌過時。經書的偉大作用，可以說像泰山雲雨灑遍天下，又像黃河之水可以使周圍千裡都得到灌溉。

　　所以論、說、辭、序等體裁，都從《周易》開始；诏、策、章、奏等體裁，都發源于《尚書》；賦、頌、歌、贊等體裁，都以《詩經》為本源；銘、诔、箴、祝等體裁，都從《禮經》開端；紀、傳、盟、檄等體裁，都以《春秋》為根本。這些經書都為後世樹立了最好的榜樣，替文章的發展開辟了極為廣闊的領域。因此，在創作上任憑諸子百家怎樣馳騁活躍，歸根到底總是超不出經書的範圍。

　　如果能根據經書來制定文章的格式，學習經書中的詞彙來豐富語言，這就如同靠近礦山來煉銅，煎熬海水來制鹽。所以如果能夠學習聖人經典來寫文章，這種文章就能基本上具備六種特點：第一是感情深摯而不欺詐，第二是教訓純正而不雜亂，第三是所寫事物真實而不虛妄，第四是意義正确而不歪曲，第五是風格簡練而不繁雜，第六是文辭華麗而不過分。揚雄用玉必雕琢然後才能成器作比喻，說明五經裡面也必須有文采。人的德行決定着文章的好壞，而德行又是通過文辭表現出來的。孔子用“文、行、忠、信”四項來教育學生，而把“文”放在首要地位；正如美玉必須有精緻的花紋一樣，“文”是和其他三項相配合的。後世的人在勉勵德行、建樹功名上，都知道要向聖人學習，隻有在文章的寫作上，很少學習聖人的經典。因此，楚國宋玉等人的作品就比較豔麗，漢代更出現了許多過分鋪排的辭賦。這種偏向越發展越嚴重。糾正這種錯誤，使之回到經書的正路上來，不就好了嗎？

　　總結：

　　經書上闡述了天、地、人最經常的道理；要從這裡吸取教訓，便應深深地鑽研經書。他們本着一個總的教育目的，具體進行教育則分為五經。

　　它們不僅有培養人的精神的作用，而且是文章的巨大寶庫。經書是這樣的精深和美好呵！真是一切文章的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