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

奏請購書
魏徵令狐德棻在唐初倡舉了兩件事很有曆史意義。其中一件是奏請購募天下書。唐初，德棻任秘書丞，職責是掌管經籍圖書之事。當時經隋末大亂，經籍圖書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議，以朝廷之力廣泛收求天下書，對獻書者“重加錢帛”，予以獎勵，對所收之書，“增置楷書，令繕寫”。在唐高祖支持下，這個計劃順利執行，“數年間，群書略備”。

武德五年（622），升任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人受诏撰《藝文類聚》。當時，戰亂之後，書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淵上奏，請以重價購求天下遺書，置書吏修繕補錄，數年間，群書大備。貞觀中，又奏議修纂梁、陳、周、齊、隋五史，他主修《周書》。高宗朝，官弘文館、崇賢館學士，遷國子祭酒。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與，晚年著述尤勤。編有《五代史志》、《大唐禮儀》、《太宗實錄》、《高宗實錄》，著有《淩煙閣功臣故事》、《皇帝封禅儀》等。

成績可觀
這項工作的成績是很可觀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舊書八萬餘卷外，另十二萬餘卷則是購求而來，并且已分類别，足見成績之大。這項工作随後也堅持了下去，貞觀年間，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相繼為秘書監，繼續購求遺書，選書手、雠校百餘人，繕寫群書，藏于内庫，由宮人掌管。

整理古籍
特别是貞觀二年（628）魏徵帶領學者，對購求之書按“四部”分類，進行校訂，“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廢待舉之時，及時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建議并主持購募遺書，從而及時地搶救了大批散失的古書圖籍，表明了他的遠見卓識。這一大規模求書壯舉，為貞觀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規模修史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來奠定一個良好基礎。

參與撰修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學成就是極輝煌的，而“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德棻對高祖李淵說了一番言辭懇切的話：“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

史學講解
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史學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高潮，朝代興替頻繁，反映各朝曆史的撰述也大量湧現，一朝史可達幾種至十幾種。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舉一代，所以資料豐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見。而且由于戰亂頻繁，史書随出随亡。德棻所舉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均無完整史書。其中梁、陳、齊，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為嚴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時代相連、“耳目猶接”的有利條件抓緊修史，那麼以後再修就困難了。可見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責任感。

政治講解
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脈相承，而且恰好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關中武川，并且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權的核心“八柱國”之一，死後追封為唐公，李淵的父親李昺也在北周襲封唐公，為柱國大将軍。所以德棻指出“國家二祖功業，并在周時”。

正統觀念
如果能通過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強調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脈相承的正統觀念，進而宣傳李唐祖先功業，那麼對于鞏固剛剛建立的唐政權，是再好不過的明智之舉了。德棻的及時建議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慮，經過一番籌劃，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齊、陳六史，對各史編修人員作了分工。負責周史的是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但這次修史“曆數年，竟不就而罷”。

未成的原因雖然史無明文，但據事分析，大約有以下幾點：

一是未明确諸史撰修的總監和主編，各組撰修人員工作不會很協調。編纂方針、内容和體例的意見不一，是避免不了的；

二是沒有很好地考慮各人特長。若要使集體修史揚長避短，就要既發揮衆人協作的長處，又要以有專長者為主，免得衆口不一。如北齊史，隋時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陳時姚察撰述相當多篇卷，但诏令卻沒有安排李百藥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齊史和梁史，使他們未能繼承父業，未能發揮家學優勢。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員近半數并不長于撰史；

三是當時地方戰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壞還未很好恢複，大規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時财政和圖書資料是難以充分保證的。

待到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則計劃措施顯然更周密切實了。這次由于衆議以《魏書》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為詳備，遂決定不再修《魏書》。對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李百藥修齊史；魏徵、孔穎達、許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與房玄齡總監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負責指導的作用。魏徵“受诏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可見，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參與。所謂“總知類會”，即是負主編之責。有意思的是，魏徵作為總監，為隋史寫了序論，為梁、陳、齊三史各寫了總論，但獨于周史未寫，這反映了他對德棻是相當尊重的。

此次修史，由于有長于史學的魏徵和長于運籌的房玄齡為總監，主編令狐德棻又為當時史家先進，分工考慮到修史諸人特點，加上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證，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貞觀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進。由于這五史隻有紀、傳兩部分，沒有志，貞觀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參加了修志，其他參加者有于志甯、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監修。是書于高宗顯慶元年（656）上進，共10 志，30 卷，後附入《隋書》，稱《隋志》。

貞觀年間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晉書》。貞觀二十年（646）閏三月，唐太宗诏修《晉書》，當時德棻以公事免職在家，于是房玄齡特意奏請起用德棻參與修撰。在當時同修的二十餘人中，“并推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可見德棻深為當時史家所推重。

李延壽在當時史家中，年紀較輕，地位不高。他繼承父親李大師遺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對能否得到官方認可沒有把握，于是先請任監修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審查，德棻作為史學前輩，大力提攜後進，充分肯定了李延壽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後這兩史才正式奏進于朝廷，獲得公開流傳的機會。

所修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飽含着德棻的大量勞動，或受到德棻的具體指導，總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實際的聯系。一個人的名字能與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發生聯系，這是史學史上的奇迹。▲

奏請購募

魏徵令狐德棻在唐初倡舉了兩件事很有曆史意義。其中一件是奏請購募天下書。唐初，德棻任秘書丞，職責是掌管經籍圖書之事。當時經隋末大亂，經籍圖書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議，以朝廷之力廣泛收求天下書，對獻書者“重加錢帛”，予以獎勵，對所收之書，“增置楷書，令繕寫”。在唐高祖支持下，這個計劃順利執行，“數年間，群書略備”。

武德五年（622），升任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人受诏撰《藝文類聚》。當時，戰亂之後，書籍散佚，他向高祖李淵上奏，請以重價購求天下遺書，置書吏修繕補錄，數年間，群書大備。貞觀中，又奏議修纂梁、陳、周、齊、隋五史，他主修《周書》。高宗朝，官弘文館、崇賢館學士，遷國子祭酒。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與，晚年著述尤勤。編有《五代史志》、《大唐禮儀》、《太宗實錄》、《高宗實錄》，著有《淩煙閣功臣故事》、《皇帝封禅儀》等。

成績可觀

這項工作的成績是很可觀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舊書八萬餘卷外，另十二萬餘卷則是購求而來，并且已分類别，足見成績之大。這項工作随後也堅持了下去，貞觀年間，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相繼為秘書監，繼續購求遺書，選書手、雠校百餘人，繕寫群書，藏于内庫，由宮人掌管。

貞觀二年

特别是貞觀二年（628）魏徵帶領學者，對購求之書按“四部”分類，進行校訂，“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廢待舉之時，及時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建議并主持購募遺書，從而及時地搶救了大批散失的古書圖籍，表明了他的遠見卓識。這一大規模求書壯舉，為貞觀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規模修史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來奠定一個良好基礎。

參與撰修

二十四史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學成就是極輝煌的，而“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德棻對高祖李淵說了一番言辭懇切的話：“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

史學講解

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史學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高潮，朝代興替頻繁，反映各朝曆史的撰述也大量湧現，一朝史可達幾種至十幾種。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舉一代，所以資料豐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見。而且由于戰亂頻繁，史書随出随亡。德棻所舉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均無完整史書。其中梁、陳、齊，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為嚴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時代相連、“耳目猶接”的有利條件抓緊修史，那麼以後再修就困難了。可見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責任感。

政治講解

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脈相承，而且恰好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關中武川，并且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權的核心“八柱國”之一，死後追封為唐公，李淵的父親李昺也在北周襲封唐公，為柱國大将軍。所以德棻指出“國家二祖功業，并在周時”。

正統觀念

如果能通過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強調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脈相承的正統觀念，進而宣傳李唐祖先功業，那麼對于鞏固剛剛建立的唐政權，是再好不過的明智之舉了。德棻的及時建議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慮，經過一番籌劃，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齊、陳六史，對各史編修人員作了分工。負責周史的是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但這次修史“曆數年，竟不就而罷”。

未成的原因雖然史無明文，但據事分析，大約有以下幾點：

一是未明确諸史撰修的總監和主編，各組撰修人員工作不會很協調。編纂方針、内容和體例的意見不一，是避免不了的；

二是沒有很好地考慮各人特長。若要使集體修史揚長避短，就要既發揮衆人協作的長處，又要以有專長者為主，免得衆口不一。如北齊史，隋時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陳時姚察撰述相當多篇卷，但诏令卻沒有安排李百藥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齊史和梁史，使他們未能繼承父業，未能發揮家學優勢。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員近半數并不長于撰史；

三是當時地方戰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壞還未很好恢複，大規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時财政和圖書資料是難以充分保證的。

待到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則計劃措施顯然更周密切實了。這次由于衆議以《魏書》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為詳備，遂決定不再修《魏書》。對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

李百藥修齊史；魏徵、孔穎達、許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與房玄齡總監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負責指導的作用。魏徵“受诏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可見，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參與。所謂“總知類會”，即是負主編之責。有意思的是，魏徵作為總監，為隋史寫了序論，為梁、陳、齊三史各寫了總論，但獨于周史未寫，這反映了他對德棻是相當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長于史學的魏徵和長于運籌的房玄齡為總監，主編令狐德棻又為當時史家先進，分工考慮到修史諸人特點，加上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證，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貞觀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進。由于這五史隻有紀、傳兩部分，沒有志，貞觀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參加了修志，其他參加者有于志甯、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監修。是書于高宗顯慶元年（656）上進，共10志，30卷，後附入《隋書》，稱《隋志》。

貞觀年間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晉書》。貞觀二十年（646）閏三月，唐太宗诏修《晉書》，當時德棻以公事免職在家，于是房玄齡特意奏請起用德棻參與修撰。在當時同修的二十餘人中，“并推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可見德棻深為當時史家所推重。

李延壽在當時史家中，年紀較輕，地位不高。他繼承父親李大師遺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對能否得到官方認可沒有把握，于是先請任監修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審查，德棻作為史學前輩，大力提攜後進，充分肯定了李延壽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後這兩史才正式奏進于朝廷，獲得公開流傳的機會。

所修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飽含着德棻的大量勞動，或受到德棻的具體指導，總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實際的聯系。一個人的名字能與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發生聯系，這是史學史上的奇迹。▲

令狐德棻的史學貢獻除了修前代史，他還參加了本朝國史和實錄的撰寫。 據《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載，“顯慶元年（656）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八十卷，表上之”。

永徽元年（650），德棻參與修撰的《太宗實錄》上進，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 卷。顯慶四年（659），參與修撰的《高宗實錄》上進，起高宗貞觀二十三年即位至顯慶三年，成書20 卷。

令狐德棻還撰有《淩煙閣功臣故事》4 卷，《令狐家傳》1 卷，《皇帝封禅儀》6 卷，《令狐德棻集》30 卷，但可惜這些著述均已遺佚。流傳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狀和二碑銘并序，《全唐詩》卷三三收五言詩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個異常博學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僅局限于史學。他曾參與了類書、政書、律書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622），德棻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诏撰《藝文類聚》，成書1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貞觀十一年（637），同修《新禮》上進，成書100 卷。貞觀十二年（638），同修《氏族志》上進，成書100 卷。

永徽元年（6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12卷，令30 卷，式40 卷，頒行全國。

令狐德棻勤奮一生，“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過人的才華和罕見的勤勉，在中國史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寫出燦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