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鹗

早年生活
厲鹗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692年6月16日），卒于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一日（1752年10月17日）。先世居慈溪，後遷至錢塘。祖父大俊，父奇才，都是布衣。他排行第二，兄士泰，弟子山。他還在少年時，父親就已去世，家境貧寒，全家人靠士泰賣煙葉為生。他因家庭生活所迫，幾乎被士泰送進廟宇，後自己堅持不出家才作罷。

求知上進
生活雖然艱苦，但厲鹗的求知欲卻很強。他刻苦用功，“讀書數年，即學為詩，有佳句”。後來他又廣泛涉獵，“于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于詩”。弱冠時，他從杭可庵遊，可庵之子世駿小他4歲。他稱可庵為先生，與世駿結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谙世事，但酷愛出遊。每“遇一勝境，則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諸目，目之所睹，必識諸心”。江浙山水，激發了他的豪邁詩情；迷人風光，豐富了他的美妙想象。在大自然的懷抱裡，這位貧寒之子，迅速成長為一位詩人。

教授學生
五十三年（1714年），厲鹗受聘來到了汪舍亭家，在聽雨樓教授汪家的兩個孩子：汪浦、汪沆。在這裡，他受到了禮遇，飲食居住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顧。汪家對孩子要求嚴格，厲鹗也極盡教師之責，認真授業。從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1718年），他一直在汪家任師。在他的教授下，汪浦、汪沆學業大有長進。尤其是汪沆，後來也成為一位名士，并始終感激自己的恩師。

考中當官
五十九年（1720年），厲鹗參加鄉試，考官是内閣學士李绂。在試闱中，李绂見到他的試卷，讀了他寫的謝表，感歎道：“此必詩人也！”立即錄取。中舉之後，厲鹗登舟北上，準備參加京城會試。此時，他年不到30，又是第一次入都，興奮的心情可想而知。沿途他詩興時發，寫下了10多首詩。然而他沿途觀光的興趣似乎比會試中式的希望更濃。在《廣陵寓樓雪中感懷》一詩中，他寫道：“沉湎居翥主，浩蕩遊子意。平生淡泊懷，榮利非所嗜。哂笑讵雲樂，明發難自棄。茲來扪空囊，翻為故交累。因思在家貧，忀徉尚高緻。束書細遮眠，疏花香破鼻。紙閣無多寬，回隔飛塵至。因之問故園，南湖煩寄字。”

結交文人
回到家鄉後，厲鹗更加熱衷于出遊吟詩。随着詩名的傳播，他與更多的文人結成了朋友，與周京、金志章、符曾、金農十分親密，常常在一起作文字之會，賦詩為樂。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賈而好儒，“以古書、朋友、山水為癖”，家中藏書極富。文人名士紛紛來遊，厲鹗也年年相訪，成為馬家的常客。在馬氏小玲珑山館裡，他肆意探讨，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他與馬氏兄弟、杭世駿等浙江詩人結為邗江吟社，唱和切劘，“觞詠無虛日”。雍正年間，全祖望路過杭州，與厲鹗、杭世駿等結交，也成為詩社之友。他們一起讨論經史，考證掌故，寫詩唱和。從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厲鹗在出遊吟詠之餘，撰寫了《南宋院畫錄》8卷、《秋林琴雅》4卷、《東城雜記》2卷、《湖船錄》1卷，并同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趙信一起，共同撰寫了《南宋雜事詩》7卷。

再次落第
乾隆元年（1736年），浙江總督程元章舉薦博學鴻詞18人，厲鹗、杭世駿都列名其中。但是，厲鹗無意應試。全祖望特地從京師寫信相勸，希望他“與堇浦諸君勉之”。 在朋友的勸告下，厲鹗再次赴京。在這科征士中，厲鹗的詩學是出類拔萃的。正如杭世駿所言：“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之考證穿穴，求之近代，罕有倫比。”可惜在考試中，厲鹗誤将論寫在詩前，再次落第。朋友們都為此歎息，他卻淡淡地說道：“吾本無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親，薄願畢矣。”

貧寒離世
厲鹗歸鄉後，因治生無術，貧病交加。乾隆二年（1737年）夏，他咳嗽氣喘，曆秋漸痊。五年（1740年），他移居東城，又患足疾。舊時的文人盡管生活艱難，卻還有姬妾。六年（1741年），愛姬朱滿娘病，厲鹗典質以償藥費，終因治療無效，遷延至七年（1742年）正月去世。以後，厲鹗身體更加孱弱，不斷地受着肺病、齒痛等疾的折磨。在此期間，他的生活靠朋友們饋贈、補助，勉強維持。因年老無子，馬曰琯又資助他再次納妾劉姬。但是，劉姬不安于貧困，不久便離他而去。

《宋詩紀事》和《遼史拾遺》是厲鹗的兩部力作，受到時人的好評。《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道： “（《宋詩紀事》）全書網羅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雲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遼史拾遺》）拾遼史之遺，有注有補，均摘錄舊文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于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采輯散佚，足備考證。”

豐富的著述并不能使詩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決定另謀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決定以舉人候選縣令，應铨入都。朋友們認為他不宜擔任此職，加以勸阻。他隻得說出自己的苦衷，是為了求得俸祿以侍養老母。當他北上來到天津時，老友查為仁将他留住水西莊。在這裡，他意外地看到了查為仁為南宋周密的《絕妙好詞》所作的箋注。他與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過有關《絕妙好詞》的材料。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興。對學術的熱愛戰勝了對仕宦的追求，他放棄入都的打算，和為仁同撰《絕妙好詞箋》。幾個月後，著作完成，他返棹南歸。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厲鹗與吳城共撰《迎銮新曲》進呈。吳城所作為《群仙祝壽》，厲鹗所作為《百靈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厲鹗病重。九月十日，他對汪沆說道：“予平生不諧于俗，所為詩文亦不諧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詩詞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冊藏敝箧，子知我者也，他日曷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厲鹗辭世。

厲鹗的死使朋友們十分悲痛，他們哀歎：“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誰續，哀鴻亦叫群。情深攜庾信，義重哭劉蕡。望遠無來轍，呼天有斷雲。那堪聞笛後，又作死生分。”

厲鹗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吳葦村見贻之作》一詩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力學恨不早。孱軀複多病，膚理久枯槁。幹進懶無術，退耕苦難飽。帳下第溫岐，歸敝廬孟浩。風尖恥作吏，山水事幽讨。結托賢友生，耽吟忘潦倒。”他的詩幽新隽妙，刻琢研煉，于王士禛、朱彜尊之外，“獨辟蹊徑”，與金農的書畫齊名，人稱“髯金瘦厲”。他不修威儀，常曳步緩行，仰天搖首，即使在大路上，也常有吟詠之意。因此，又被人笑稱為“詩魔”。 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諸書外，還有《樊榭山房集》。 ▲

《樊榭山房集》是厲鹗的詩文集，乾隆年間刊行于世，被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道：“《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國朝厲鹗撰。……前集詩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詞，分甲、乙二卷，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續集亦詩八卷，而以北樂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則己未至辛未作也。”

光緒年間，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銘》，吳錫麒撰《墓田碑記》。附汪曾唯所輯《轶事》，及未刊詩詞、迎銮新曲，并載杭世駿、汪惟憲、吳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諸家評論，為最足之本。”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绮堂本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對校，凡有疑誤而無法從版本上校正之處，則參校以正史及有關詩文專集等其他資料。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詩8卷，詞2卷，文集8卷，集外詩1卷，集外詞1卷，集外曲1卷，續集詩8卷，續集詞2卷，續集集外詩1卷，續集集外詞1卷，續集集外文1卷，附錄5，是研究厲鹗的重要資料。

在此，我們以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為依據，對厲鹗的詩詞創作試作分析。

厲鹗在詞方面具有極高的造詣，為浙西詞派中期的代表。在詞派問題上，他推崇姜夔、張炎等人為首的宋詞南宗，貶低辛棄疾等人的北宗。厲鹗以“清”與“雅”作為詞好壞的标準。他主張在藝術特點上，詞應該是幽隽清绮，婉約淡冷；作品蘊意上，詞要适度表達作者純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與查為仁合編的《絕妙好詞箋》成為繼朱彜尊《詞綜》之後鼓吹南宋詞方面最有影響的著作。另外，厲鹗也長于寫詩，特别是五言詩。他與杭世駿齊名，《清代學者象傳》中稱其：“為詩精深峭潔，截斷衆流，于新城(王士?)、秀水(朱彜尊）外自樹一幟。”?厲鹗讀書搜奇嗜博，鈎深摘異，尤熟于宋元以後的掌故。著有《樊榭山房集》、《遼史拾遺》、《東城雜記》、《宋詩紀事》、《南宋雜事詩》等書。其中《南宋雜事詩》一書，采諸書為之注，征引浩博，為考史事者所重。 ▲

吟詠山光水色
厲鹗一生創作了許多以山水為題材的詩詞。一部《樊榭山房集》，幾乎可以說是“十詩九山水”。從題材分類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稱他為山水詩人。張世進在《哭樊榭二首》詩中寫道：“當代風騷手，平生山水心。”全祖望評價厲鹗的詩：“最長于遊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轶群。”這些詩文準确地指出了厲鹗詩詞創作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就。

抒發思古幽情
厲鹗不僅熱愛自然，向往野逸，而且喜歡觀賞古物，既愛那曆盡滄桑、古樸斑駁的文物之美，也愛由此引發的思古幽情和遠離現實的超脫之感。因此，他的詩歌創作中，有許多懷古詠物之作。

吐露心中抑郁
厲鹗出身寒門，早年喪父，家境清貧。生活的壓力使他郁郁寡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年僅19歲的厲鹗寫下了《遊仙百詠》，吐露心中的抑郁。在該詩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遊仙詩》，自晉郭景純倡之，逮唐曹堯賓、明馬鶴松連篇累牍，奇豔可誦。予閑居寡歡，偶爾綴韻，辄成百章，大要遊思呓語，雜以感慨，玉茗先生所謂“事之所無，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且靈均作《騷》，尚托于雲中君、湘夫人，其亦庶幾不悖作者之意乎？有好事者出而讀之，詞雖不工，聊當龜茲一覺雲爾。康熙庚寅六月，樊榭山人自題。”序中的“閑居寡歡”，就是他當時的真實寫照。“遊思呓語，雜以感慨”，就是《遊仙詠》的主題。

獨樹詩壇一幟
清朝初年，活躍在詩壇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過來的詩人。随着時間的推移，嚴格意義上的清代“國朝”詩人開始出現，并逐漸成為詩壇的主力。“清初六大家”就是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并稱為“南施北宋”的施閏章和宋琬，其次是并稱為“南朱北王”的朱彜尊和王士禛，再次是并稱為“南查北趙”的查慎行和趙執信。此後，則有袁枚、趙翼、蔣士铨“乾隆三大家”。厲鹗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後，“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詩史上有着獨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