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耒

南宋高宗即位後，下诏追贈蘇轼為資政殿學士，贈張耒集英殿修撰，诰詞說：“四人以文采風流為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既概述了張耒等人的影響，又肯定了其文學成就，終于使張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在蘇轼、蘇轍、黃庭堅、晁補之、秦觀等相繼辭世後，仍作為文壇中流砥柱，傳道授業，光大文風。《宋史·文藝傳》稱其：“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

張耒原籍亳州谯縣(今安徽亳州)，後遷居楚州（今淮安市楚州區）。馬端臨《文獻通考》作“谯郡人”，秦少遊《書晉賢圖後》記載：“獨谯郡張文潛與餘以為不然……”，他在《思淮亭記》中稱“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祖父任職于福建，父親中進士後，遊宦四方，官至三司檢法官，因親老，乞請離京做吳江知縣。母親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為谯縣知縣，曆官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詩文名世，長于寫詩，深受當時的大詩人晏殊的賞識。正是在這樣的家庭裡，張耒從小就受着正統的封建詩禮的熏陶，加之受業于“山陽學官”，少年時即表現出對文辭的靈感，“十有三歲而好為文”（《投知己書》），十七歲作《函關賦》，傳誦人口。此後，他遊學于陳州，得到當時在陳為學宮的蘇轍的厚愛。熙甯四年（1071年），蘇轼出任杭州通判前，來陳州與其弟話别，張耒得以谒見蘇轼，頗受青睐，自此便成為蘇氏兄弟的門下客，并在東坡引薦下，應舉姑蘇。熙甯六年(1073年)，即張耒二十歲時，由神宗親策為進士，王安石負責提舉，授臨淮(今安徽泗縣)主簿，開始步入仕途。熙甯八年，蘇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張耒應約寫了《超然台賦》蘇轼稱他“超逸絕塵”，有秀傑之氣，“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答張文潛書》)，這是他們詩文交往的開始。與此前後，張耒與秦觀、晁補之也有詩文唱和，結為知交。

熙甯六年至元豐八年(1073年-1085年)，張耒先後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縣尉、縣丞一類地方官，并因秩滿改官不斷，往來京洛間，為政特别辛勞。“我迂趨世拙，十載困微官”（《悼逝》），“飄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上蔡侍郎書》）說的就是這段經曆。張耒為官清廉，他本想憑着他那微薄的俸祿養其親小，淡泊平生，然厄運頻頻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繼謝世，家境每況愈下，經濟拮據，生活困窘。

元豐八年（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舊黨的高太後垂簾聽政，起用反變法派司馬光，蘇轼、蘇轍相繼奉調晉京。元祐元年(1086年)大臣範純仁薦舉張耒參加太學學士院考試。這次被薦參加考試的還有黃庭堅、晁補之等人，由翰林學士蘇轼命題，考試結果三人同被拔擢，張耒被任為秘書省正字，其後曆任著作佐郎、秘書丞、史館檢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年）春，蘇轼主持禮部貢舉，張耒被聘為讀卷官，入試院檢點審閱舉子試卷。元祐三年(1088年)，秦觀被召到京師，任太學博士，校正秘書，亦入蘇轼門下。在暇日與張耒或舉酒歡宴，或同遊京都名勝，詩文酬唱，作畫題跋，互相砥砺，共受蘇轼薰沐。這是他們難以忘懷的歡樂年代，也是北宋文壇上的盛事。他們“一文一詩出，人争傳誦之，紙價為貴”。館閣八年，張耒有緣披覽國家藏書，過着“圖書堆枕旁，編簡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學術也日有進益。

宋哲宗親政後，新黨得勢，竭力報複元祐舊臣，随着蘇轼等人的被貶，蘇門弟子也受到株連。紹聖元年（1094年），張耒在以直龍圖閣知潤州（今鎮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紹聖四年（1097年）貶黃州（今湖北黃岡）酒稅監督，再貶複州（宋地名，今湖北天門）監竟陵郡酒稅。元符二年(1099年)起為黃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歲的張耒一度内召為太常少卿，後又被啟用為兖州、颍州(今阜陽)知州，但為時都很短促。當時蘇轼自海南遷内地，張耒賦詩相慶；“今晨風日何佳哉?南極老人度嶺來。此翁身如白玉樹，已過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傳來，蘇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張耒在颍州舉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師。未想竟觸怒了上方，于崇甯元年(1102年)被貶為房州(今湖北房縣)别駕，安置于黃州，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貶到那裡，他在黃州先後共住了七八年，作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隻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樹枯木，蓬蒿滿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魚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雲鬟”，倒也給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腳下，張耒與蘇轼弟子潘大臨結為緊鄰，兩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節。據載，當時的郡守瞿汝文憐其家貧，欲為其購買一份公田，以種植豆粟蔬菜等，貼補家用，張耒敬謝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樂使他難以忘懷，故他自号為“柯山”。

崇甯四年(1105年)，秦觀的兒子自藤州(今廣西藤縣)奉父柩歸葬揚州，路過黃州時張耒臨江祭奠，他為好友的“竄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聲。淚水未幹，黃庭堅又相繼去世。崇甯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黨禁，張耒才得任便居住。這年冬天，他自黃州經颍州，回到故鄉淮安，大約住了一年多時間。大觀年間，移居陳州，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由于晚年長期賦閑，他貧病交加，《歲暮即事寄子由先生》雲，“肉似聞韻客，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補衣裾。已病藥三暴，辭貧飯一盂。長瓶卧牆角，短褐倒天吳。宵寐衾鋪鐵，晨飲火數珠。”可以想見他當時已衣食不繼，三月不知肉昧了。

盡管政治環境是如此惡劣，生活是如此困窮，但詩人并沒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團屈服。以聞道蘇轼自負，終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擊也不後悔，且引為人生最大的志趣。詩人就這樣堅持着，繼蘇轍和晁補之謝世之後，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據乾隆《山陽縣志》載，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裡”。

據陸遊《老學庵筆記》雲：“文潛三子：秬、稭、和，皆中進士第。秬、稭在陳死于兵。和為陝西教官，歸葬二兄複遇盜見殺。文潛遂無後，可哀也。” ▲

其文集今存主要有四種版本：《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存清康熙呂無隐鈔本、《四庫全書》本等。《柯山集》五十卷、拾遺十二卷，存武英殿聚珍版本、廣雅書局刻本，見于《宛丘先生集》而不見于《柯山集》的詩文，均輯入該本《拾遺》。《張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存明萬曆抄本、清雍正七年謝浦泰抄本等。《張文潛文集》十三卷，存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四種版本文集所收篇目互有差異。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逸安等校點《張耒集》，較為完備精審。張耒還撰有《明道雜志》一卷，南宋慶元時陳升刻于黃州，現存明刻本、《唐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全宋詞》第一冊收其詞六首。《全宋詩》卷一一五五至一八七錄其詩三十三卷。《全宋文》卷二七五○至二七七一收其文二十二卷。事迹見《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傳。近人邵祖壽編有《張文潛先生年譜》一卷。

張耒對詩文創作亦有他自己的觀點，其核心則是以理為主，辭情翼之。“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沖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飙，怒之為雷霆，蚊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傳)。又雲：“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賀方回樂府序》)，一時之學者奉為至言。平心而論，強調在創作過程的發抒真情、筆随意驅，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藝創作的規律，但一味地否認構思、修飾、琢磨、錘煉等在創作過程中的必要性，則又不免矯枉過正。作者本人的創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籬，因而多少顯得肌理有餘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創作成就前未及東坡(蘇轼)，後不如放翁(陸遊)，痼或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