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

方以智一生正當明清交替之際，時局動蕩，政權更疊頻頻，使得他個人的際遇也十分坎坷。一生可分三個時期。早期從青年時代到三十三歲，由于仰仗祖上的餘蔭，尚能過着“衣纨縠，飾驺騎，鳴笳疊吹，閑雅甚都”的富貴文人的生活。中期自甲申從北京逃返南都，又經浙江，福建到兩廣，從三十四歲到四十二歲，艱苦的十幾年流亡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晚年從順治九年（1652年）北歸，到康熙十年（1671年）六十一歲時，病殁于贛江上萬安城外的惶恐灘。這時期潛心學術，寫出了大量理論著作。在對現實失望後，放棄了少年時的經世抱負，出家後，雖然看似逍遙法外，但仍不忘救世，講學宏道，交朋納友。

早期
從青年時代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

中期
從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清順治九年（1652年）在廣州期間

晚期
從清順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十年（1671年）

方以智酷愛自然科學知識，自幼塾中誦讀之餘，即好窮物理，曾謂“不肖以智，有窮理極物之僻。”（《物理小識》卷五）明清之季，西學東漸，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學傳世，一面又廣泛接觸傳教士，學習西學。經過孜孜不倦的努力，他終于在哲學和科學兩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方以智學識淵博，《清史稿》本傳說：“以智生有異秉，年十五群經子史略能背誦。博涉多通，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這一評價并不過分，他在許多領域都有自己獨到見解。例如，在學術分類問題上，他把學術分為三類，說：

“考測天地之家，象數、律曆、音聲、醫藥之說，皆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則所以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在這三種學術中，他講得比較多的是通幾與質測。他說：

“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蠢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物理小識·自序》）

可見，所謂通幾，是對事物發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質測則要求腳踏實地考察事物變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類，總結驗證已知規律，預測未來發展變化。顯然，通幾與質測是從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對學術活動所做的分類。在中國，這種分類是方以智的獨創。

在天文學方面，方以智結合中國傳統的天文學和當時傳教士傳入的西方天文學，讨論了地心學說、九重天說、黃赤道、歲差、星宿、日月食、曆法等天文學問題。對于西方天文學知識，他非常重視，經常追蹤西方天文學最新進展，例如他在讨論天體運動軌道問題時，就曾根據西方用望遠鏡觀天發現金星有周相變化的事實，提出了金星、水星繞太陽運行的正确猜測。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識，并非盲從，而是經過自己的認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對于西方地圓說，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圓說賴以成立的觀測證據，然後才加以接受的。對于傳教士的錯誤說法，他則予以批駁。例如傳教士曾說，太陽半徑為地球半徑的160多倍，而太陽距地球隻有1600多萬裡，方以智指出這是錯誤的，因為據此計算（定地球圓周長約9萬裡），太陽的直徑就将近有日地距離的三分之一大，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他運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論，對這一問題做了解釋，指出人目所見的太陽圓面比實際發光體要大，因此按幾何方法進行的測量并不準确。他的這一理論後來被《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學方面，方以智更有諸多創見。他從氣一元論自然觀出發，提出一種樸素的光波動學說，認為： “氣凝為形，發為光聲，猶有未凝形之空氣與之摩蕩噓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聲之用，常溢于其餘：氣無空隙，互相轉應也。”（《物理小識》卷一）

顯然，方以智認為，光的産生是由于氣受到激發的緣故。由于氣彌漫分布于所有空間，彼此間無任何空隙，被激發的氣必然要與周圍靜止的氣發生相互作用，“摩蕩噓吸”，将激發傳遞出去，這就形成了光的傳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種樸素的光波動學說。為了與近代光的電磁波動說相區别，可以稱之為氣光波動說。

從氣光波動說的角度出發，方以智進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線的主張，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認為光在傳播過程中，總要向幾何光學的陰影範圍内侵入，使有光區擴大，陰影區縮小。他并且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現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線直進性質進行的測量得到的結果都不準确。他說：

“物為形礙，其影易盡，聲與光常溢于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不準矣。”（《物理小識》卷一）

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他還做了小孔成像實驗，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論去解釋常見光學現象。所有這些，在物理學發展史上，都是很新鮮的。

另外，他對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對于聲音的發生、傳播、反射、隔音效應，對于色散，對于煉焦、比重、磁效應等諸多問題的記述，都是領先于同時代人的。

在生物醫學方面，方以智也有諸多值得一提之處。他在其《物理小識》一書中，記述有大量動植物的生态學内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識。他引述了傳教士“腦主思維”之說，介紹了他們關于人體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識，認為中西之學各有所長，嘗言西醫“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幾”，故引用湯若望之《主制群征》中西醫之解剖學，介紹于國人，但剔除了傳教士所說的“全能的上帝創造世界”之類的内容。他自己對于傳統醫學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種醫學著作。遺憾的是這些著作傳世不多，我們難以窺其全貌。方以智可視為我國早期彙通思想醫家之一，于我國近代醫學發展史上有一定影響。

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計有一百餘種。其中最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識》，前者是綜合性的名詞彙編書，後者是一部筆記，他的科學見解主要集中在這部書中。他的後期代表作是《藥地炮莊》和《東西均》，均為哲學著作，書中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學命題。他的著作中另外比較重要的還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餘》、《一貫問答》、《切韻源流》、《流寓草》、《周易圖象幾表》、《性故》、《學易綱宗》、《諸子燔痏》、《四韻定本》、《内經經絡》、《醫學會通》等。現存共二十餘種。

方以智其學博涉多通，自負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識熔于一爐，發明千古不決的道理，是明清之際的一位有進步社會思想和唯物主義觀點的哲學家。所著《東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題，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運動，認為事物都是“相捄相勝而相成”，體現出唯物主義和樸素的辯證法觀點。方以智對中國傳統自然科學和由利瑪窦、徐光啟傳入的西方科學作了記述、考辨，把整個科學技術按其對象，區分為“質測”（自然科學）、“宰理”（社會科學）和“道幾”（哲學）三大類。他還立志邀集專家編譯綜合百科全書，但這個宏願未得實現。 ▲

方以智是安慶府桐城縣鳳儀裡（今桐城市區）人，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是桐城地區這一時期主要的世族。曾祖父方學漸，精通醫學、理學，并且能學習諸子百家，融會貫通，自成體系 ，除記錄赴東林講學的《東遊記》外，著有《易蠡》、《性善繹》、《桐夷》、《迩訓》、《桐川語》等。祖父方大鎮在萬曆年間，曾任大理寺左少卿，著有《易意》、《詩意》、《禮說》、《永思錄》、《幽忠錄》等數百卷。因方學漸曾受學于泰州學派的耿定理，《明儒學案》把他列入《泰州學案》。外祖父吳應賓，精通釋儒，著有《學易全集》、《學庸釋論》、《宗一聖論》、《三一齋稿》等。父親方孔炤，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崇祯朝官至湖廣巡撫，通醫學、地理、軍事，并且較早地接觸西學，主張研習經世緻用的知識，著有《周易時論》、《全邊略記》、《尚書世論》等有《全邊略記》等著作，《明史》有傳。《周易時論》被《四庫提要》列入存目。這書對方以智影響很大，方一生中經常提到它。

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學，接受儒家傳統教育，他從小由母親和姑姑一起撫養長大。姑姑方維儀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鎮之女，姚孫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維儀頗有才氣，是當時有名的女詩人。曾随父宦遊，至四川嘉定、福建福甯、河北、京師等地，見名山大川，曆京華勝地，閱西洋之書，頗長見識。除了家學，他所授業的老師亦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白瑜，長于詞賦經史，崇尚實學。王宣則專攻名物訓诂和《河》、《洛》之學，治學嚴謹，是當時治《春秋》的大家。傅海峰則是當時的名醫。另外，家中還有藏書豐富，被譽為“兩間皆字海，一盡始羲皇”的稽古堂。在這樣的環境中，少年時代的方以智受到了濃厚學術氛圍的熏陶。由于其祖輩都直接或間接同東林黨有關系。他從小也養成了關心時世的習慣。十四歲時，曾徒步到數百裡外的考場參加會試，以此來磨煉意志。

成年後，方以智載書泛遊江淮吳越間，遍訪藏書大家，博覽群書，四處交遊，結識學友。在他的學友中有西洋傳教士畢方濟與湯若望，并閱西洋之書，從他們那裡，方以智學習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從而更加開闊了視野，豐富了學識。他認為：“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識，四方之勢不可不識，山川謠俗，紛亂變故，亦不可不詳也。”他曾作詩曰：“繁霜如雪孤南征，莫道能無故國情。斥抱揄方始大笑，牽牛負轭總虛名。淩雲久動江湖氣，杖劍時成風雨聲。海内隻今信寥落，龍眠山下有狂生。”表達了自己非凡的政治抱負。為谏議皇帝選賢用能，革除弊端，實行某些改革，曾寫了《拟求賢诏》、《拟上求治疏》、《拟上求讀書見人疏》等，決心以襄扶明朝中興為己任。他曾在《書鹿十一傳後》中表示要“挹東海之澤、洗天下之垢”。曾與張溥、陳子龍、吳偉業、陳貞慧、吳應箕、侯方域等主盟複社，裁量人物，諷議朝局，人稱“四公子”，以文章譽望動天下。方以智的父親方孔炤任湖廣巡撫時被楊嗣昌彈劾下獄，方以智懷血疏訟冤，方孔炤這才得釋。一時傳為佳話。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十歲的方以智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薦方以智，崇祯召對德政殿，方以智“語中機要，上撫幾稱善”。後在京任工部觀政、翰林院檢讨、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講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靈前痛哭，被農民軍俘獲，農民軍對他嚴刑拷打，“兩髁骨見”（《明史稿·方以智傳》），但他始終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敗山海關，方以智僥幸乘亂南逃，大難不死。當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農民軍之事傳入江南時，友人皆把他比拟為文天祥。

方以智輾轉奔向南京投奔南明弘光政權，仇敵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不斷受到排擠、迫害，于是不得不改名吳石公，流寓嶺南、兩廣一帶以賣藥為生。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應，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間。 順治三年，桂王朱由榔稱帝于肇慶，由于父執瞿式耗的引薦，方以智參與了擁立永曆政權的活動，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講學士，方以智很快便發覺桂王政權朝不保夕，名不符實，内則門戶紛争，奸人當道，外則與廣州紹武政權同室操戈，兵戎相見。桂王更是膽小如鼠，稍稍聞風鶴即奔走靡常，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後被太監王坤誣劾免職，不得不遁迹于少數民族聚居的湘、桂、粵西一帶，過着“曲肱茅屋雞同宿，舉火荒村鬼作鄰”的生活。

當清兵大舉南下時，他曾聯絡東南抗清力量抵抗。1650年，清兵攻陷廣西平樂，方以智被捕，清軍在方以智的左邊放了一件清軍的官服，右邊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讓方以智選擇。方以智毫不猶豫，立即奔到右邊，表示甯死不降。滿清将領相當欣賞他的氣節，于是将他釋放。獲釋後，于順治七年，披缁為僧，改名弘智，字無可，别号大智、藥地、愚者大師等。晚年定居江西廬陵青原山，自稱極丸老人。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為粵事牽連被捕，解往廣東，途經江西萬安惶恐灘頭，十月七日（11月8日）因疽發卒于舟中。1972年當代美國華裔學者餘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認為方以智行至惶恐灘頭，想起前朝文天祥事迹，自沉于江殉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