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年少求學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縣城水南鄭義齋館舍（今南溪書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時右眼角長有七顆黑痣，排列如北鬥。

宋朝紹興五年（1135年），五歲時，朱熹始入小學，能讀懂《孝經》，在書額題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歲時，朱熹與群兒遊玩，以指畫八卦于鄭氏館舍前沙洲上。向父親問日、問天。

紹興七年（1137年），朱松應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臨終前把朱熹托付給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劉子羽（朱熹義父），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翚（屏山）、劉勉之（白水）、胡憲（籍溪）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為教育朱熹。劉子羽視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築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陽樓。

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18歲，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

紹興十八年（1148年）春，劉勉之将自己的女兒劉清四許配給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勅賜同進士出身。

初入仕途
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學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縣之法管理縣事，排解同安、晉江兩縣械鬥，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在文廟大成殿倡建“經史閣”，主張減免經總制錢。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為師，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奠定了朱熹以後學說的基礎。題寫的“鸢飛魚躍”四字匾額。朱熹歸自同安，不求仕進，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诏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複、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诏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劄：一劄論正心誠意、格物緻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劄論外攘夷狄之複仇大義，反對和議，三劄論内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但當時湯思退為相，主張和議。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采納。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為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擇之、範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長沙）訪問湖湘學派代表張栻。《東歸亂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發生水災。朱熹力勸豪民發藏粟赈饑，還向官府請貸糧食六百斛散發于民，使民不緻挨餓。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程颢、程頤著作，從全新角度獨創“中和新說”。這是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學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為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為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在五夫創建“社倉”。這種做法可以減輕貧民困難，緩和社會矛盾，也減輕朝廷的施政壓力，後為許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與知縣、好友石子重講論學問于縣學。在石子重的陪同下，遊覽其父朱松任尤溪縣尉時燕居之所“韋齋”舊址，手書“韋齋舊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廟學記》，親書“明倫堂”制匾懸挂于尤溪縣學宮正堂。從此天下學宮匾皆模此刻制懸挂。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稱“寒泉之會”。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在學術上，朱熹認為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二陸主張心與理是一回事，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與客體。朱熹與陸氏兄弟論辯、講學達十日之久。鵝湖之會并沒有達到雙方統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進一步認識，也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

重建書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内勸農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當年适逢大旱，災害嚴重，朱熹到任後，即着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奏乞蠲免星子縣稅錢，使災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視陂塘時，在樵夫的指點下找到白鹿洞書院的廢址。經朱熹的竭力倡導，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很快修複。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為白鹿洞書院殚精竭慮，不遺餘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請名師，充實圖書，還請皇帝勅額，賜禦書。還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子，并親自訂立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它不僅成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模式，而且為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為國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課題。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陸九淵來南康訪朱熹，相與講學白鹿洞書院。八月，時浙東大饑。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薦朱熹赈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為解救災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幾項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東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為唐之姻親王淮所嫉，浙東任職僅九個月即離任回家。朱熹曾先後六次上狀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迫于壓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熹表現出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治學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才将《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後，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注》，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将《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注》遂長期為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也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成為封建科舉的标準教科書。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衆講學。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張“正心”、“任選大臣”、“振舉朝綱”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61歲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經界則是他全部變革的靈魂。時值當地土地兼并之風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并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随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導緻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行“經界”，即核實田畝，随地畝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但卻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長子朱塾卒。聞噩耗後，朱熹無奈以治子喪請祠。五月，朱熹遷居建陽。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後更名為“滄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賜的“考亭書院”。

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蒲來矢起義，震動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勢驟然緊張起來。朱熹臨危受命，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賜紫章服。具有道學家傲骨、強烈憂國憂民心态的朱熹，不敢推辭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時，瑤民已敗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後招撫的懷柔政策，遣使招降瑤民起義軍首領蒲來矢。因本次鎮壓瑤民起義是湖北、湖南兩地的共同行動，朱熹的招撫遭到了湖北帥王蔺的反對，在蒲來矢押解後，王蔺主張斬殺以警衆。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甯宗面懇，要求對瑤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後，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朱熹改建、擴建了位于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空餘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為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紹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九月，朱熹于行宮便殿奏事。第一劄要宋甯宗正心誠意，第二劄要宋甯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劄論潭州善後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進講《大學》，反複強調“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引起宋甯宗和執政韓侂胄的不滿。因此，朱熹在朝僅46日，被宋甯宗内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還居建陽
紹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還居建陽考亭。

宋朝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監察禦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僞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朱熹被斥之為“僞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僞學”。朱熹以僞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于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

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後，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後繼有人。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吓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後，被谥為“文公“，贈寶谟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注》等多種教材，培養了衆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論述“小學”和“大學”教育，二是關于“朱子讀書法”。

論述教育

朱子讀書法

哲學思想
理氣論

動靜觀

格物緻知論

心性理欲論

美學思想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朱熹探讨了文與質、文與道的問題。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才是完美的。朱熹還多次談到樂的問題。他把樂與禮聯系起來，貫穿了他把樂納入禮以維護統治秩序的理學根本精神。朱熹對“文”、“道”關系的解決，在哲學思辨的深度上超過了前人。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成為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緻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 ，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盤剝，并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裡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為“南閩阙裡”，建陽稱為“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推崇。▲

朱熹詞意境稍覺理性有餘，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歌頭》（一）、《南鄉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回文，每兩句互為颠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除詞外，還善作詩，《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詩作。其詞結有《晦庵詞》。

朱熹是劉子翚學生，他父親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許由于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于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滞和僵化。後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裡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 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啟發性，也并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雲：“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着典雅，雖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尤溪縣），後随母遷居建陽崇安縣(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陽考亭，故後世有“考亭學派”之稱，其遊曆甚廣。南宋詩人、哲學家，教育家。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繼承了北宋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理氣一元論的體系。

朱熹為紹興十八年（1148年）進士，紹興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紹興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後5年，經常往來于泉屬各地訪友求賢，尋幽攬勝。同安至泉州相距百餘裡，安海地處泉同之間，為必經之地,因此，朱熹往返兩地，常在安海歇息過夜。每次路過安海，則訪問朱松遺迹遺事，招集鎮中耆儒名士講論經學，對安海文風産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任滿後，請求辭官，潛心理學研究，四處講學，宣揚他的“太極”即“天理”和“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為程（指程颢、程頤）朱學派的創始人。 ▲

朱熹紀念館坐落在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文公山景區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園内，占地面積300平方米。

造型莊重、嚴謹的武夷山朱熹紀念館，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館内懸挂着新近書寫的匾額、楹聯，其中有不少聯文，語言精練、寓意深長，文彩斐然。

古樸的大門上高懸着一塊大匾，題為“朱熹紀念館”五個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視察時留下的墨寶，莊重、蒼勁，有書法大家的風範。

殿前大門兩側的草書楹聯表達了朱熹繼承和發展的深邃意義。聯曰：“接伊洛之淵源，開閩海之鄒魯”，聯文說明朱熹的理學思想已成為我國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這副楹聯懸于大門顯得端莊典雅，醒目點題。

大殿前有一副“緻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對聯，表述了朱熹的哲學體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處世的規範。

大殿前橫匾上書寫的“學達性天”四字，字體雄渾、碩壯。這塊原為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87年為“紫陽書院”禦題的匾額，其大緻意思是：“學”為格物，“達”為緻知，“性”為道，“天”為德，“格物緻知”是朱熹認識論的核心，把道德看作天道的體現。即通過道德修養，追求“至誠”的境界，以感應天地，達到“天人合一”。▲

理學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标志着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态。元朝皇慶二年（1313）複科舉，诏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标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著作研究
朱熹作為中國封建社會13世紀以來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以他為代表的理學思想在中國社會、東亞各國家民族，乃至世界華人社會有着相當的影響及作用。朱熹的哲學、思想以及對朱熹著作的考證、朱熹曆史地位的評價等問題都有待展開了充分、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