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會動蕩不安，政治腐敗的晚唐前期。社會病态紛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個小官宦之家。少年喪父，他協助母親千裡迢迢帶着父親的靈柩歸裡。弱小孤男，撐持門面，傭書販舂，備嘗艱辛。家境困厄，不費學業，16歲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間，先得白居易賞識，再得令狐楚知遇，對其培植獎掖。然科場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場污濁，十年不離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愛情笃，卻給仕途帶來厄運，緻使終生處在牛李黨争的夾縫之中，說不清，道不明，受盡夾闆氣。雖苦苦掙紮，也無法擺脫人際關系這張無形的羅網，緻使他“虛負淩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

李商隐就生活在這樣動蕩不安的社會大環境中，本人又遭逢種種不幸。但他從未向命運低頭，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絕倫的詩文便是抗争與控訴的記錄。他是一個至情至性，重情重義，很有骨氣的正人君子，絕非是勢利輕浮不講信義的輕薄小人。隻要認真考察幾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質和生活品質，而正是這兩個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說政治品質。此方面之關節點則在于所謂的“去牛就李”的問題。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對李商隐有恩，這是毫無疑問的。令狐楚終生都非常器重愛護這個才華橫溢的青年，臨死時還将寫《遺表》的任務交給他，可謂知遇至深。然終商隐之世，觀其所有詩文，對令狐楚始終充滿着感激之情，絕無半字微詞。無論是從史傳所載還是從商隐詩文内證來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負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純屬個人婚姻選擇問題，王茂元當時亦非朝廷要員，其實也沒有明顯的黨派傾向，又何能談得上“去牛就李”？

當兩黨激烈鬥争之時，每當發生大的人事關系變動，李商隐沒有一次趨炎附勢去攀附得勢者。相反，他總是同情那些失勢被整之人。牛黨中的蕭浣，楊嗣複被貶時，他曾前往貶所探望。會昌年間令狐綯失勢時，李商隐與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貶之時，李商隐毫無顧忌地為其《會昌一品集》作序，對其政績人品給予崇高的評價，為一個被當政者嚴密監視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贊歌，這需要不凡的膽識和氣魄。僅此一點，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堅持正義，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權貴的寶貴品格。晚唐社會，官宦竊柄，擾亂朝綱，牛李黨争。勾心鬥角，人事紛纭，互相傾軋。李商隐終生關心民生疾苦，在弘農縣尉任上，為活獄而不怕得罪上司孫簡，不怕丢官，足以顯示出他的熱血心腸和骨鲠氣節，此亦是政治品質之大節。

再說生活品質。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實有過戀愛經曆。他與柳枝、宋華陽都相戀過，而且戀得非常癡情。但當他與王氏結婚之後，對愛情卻頗為專一執着，未有竊玉偷香之事。他與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後，商隐在梓州幕府時，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雙佳的年輕樂伎張懿仙賜配給他。當時商隐正值中年，喪妻逾歲，續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謝絕，獨居至死。妻亡之後尚能如此鐘情自守，妻在之時更無可能輕佻放浪。商隐非輕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動讀者。隻有具有赤子之心，熱愛生活，關心現實與人生的作家，隻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創作出反映社會主流與本質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格調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

愛情
李商隐畫像、李商隐的愛情生活，被許多研究者關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無題》為代表的詩歌中，表現出一種撲朔迷離而又精緻婉轉的感情，容易被人視為豐富的愛情體驗的表達。

柳枝

宋華陽

錦瑟（柳枝）

荷花

王氏

社會交往
有人根據李商隐部分詩作的風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十一章）。這種猜測多少有些武斷。如果從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潑幽默的作品來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現存的資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詩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範圍廣泛，他是一個樂于交往而且頗受歡迎的人。

一門三進士
李商隐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考證确認李商隐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但是沒有曆史文獻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系已經相當遙遠了。李商隐在詩歌和文章中數次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這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

李李商隐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高級的行政職位是美原（治今陝西富平西北）縣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陽（今屬河南）縣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禦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今屬河南）縣令。

李李商隐一門三進士，李家的第一位進士是安陽君李叔洪。李叔洪是李商隐的爺爺，年十九，一舉中進士第，與彭城劉長卿、虛清河張楚金齊名。始命於安陽，年二十九逝世，葬於懷州雍店之東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關于李叔洪，史藉記載他的事迹很少。

望提遭嫉
李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中記載：在令狐楚去世後多年的某個重陽節，李商隐拜訪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經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陳訴舊情，希望得到提攜，都遭到對方的冷遇。感慨之餘，就題了一首詩在令狐绹家的廳裡：“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蓠。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委婉地諷刺令狐绹忘記舊日的友情。令狐绹回來看到這首詩，既慚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這間廳鎖起來，終生不開。後來又有人說，這首詩使令狐绹惱羞成怒，很想鏟除題詩的牆壁，但由于這首詩裡有出現了他父親的名字（“楚”），按照當時的習俗，他無法毀掉詩作，就隻好鎖上門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聞詩識李
李宋·姚寬《西溪叢語》中記載唐末流傳的一個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遊玩，有人提議以木蘭為題作詩。于是衆人一邊飲酒一邊輪流賦詩。這時，突然出現一位貧窮的書生，口占一絕：“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罷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驚奇，後來得知，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個版本（宋·李颀《古今詩話》）中并沒有鬼魂出現，是一群詩人在長安聚會時，有人朗誦這首詩，大家才發現原來他就是李商隐。

樂天投兒
李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中說：白居易晚年非常喜愛李商隐的詩，曾經開玩笑地說：希望我死後能夠投胎當你的兒子。後來李商隐大兒子出世取名叫白老，這個兒子卻十分蠢笨。直到小兒子出世，小兒子倒十分聰慧，大家都笑說如果白居易投胎，小兒子才是。

生吞李詩
李宋·李颀《古今詩話》中記載：北宋楊億、劉筠等人互相以詩唱和，創立“西昆體”，以學習李商隐的詩歌風格著名。當時有一位職業演員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爛的衣服，對别人說：楊億他們活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聲。有人用這個故事來諷刺“西昆體”詩派對李商隐的繼承是生吞活剝。

良師益友
李李商隐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後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隐居。據李商隐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隐“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贊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李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隐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骈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隐的骈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借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謝書》中，李商隐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韬。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詩歌成就
李商隐通常被視作唐代後期最傑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但用典相對較多，有晦澀之嫌。贊賞李商隐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後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隐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根據劉學锴、餘恕誠的整理研究，李商隐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又《集》外詩16首，陳尚君《全唐詩補編》錄入4首，共存詩614首，但是有的詩顯然為誤入。其中381首已經基本确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隐的詩作，不過證據欠充分。

詩歌風格
李商隐的詩歌體現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屬于儒家，但看中實用，對儒學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認為不必規規然以孔子為師，不必以“能讓”為賢等。他還有佛道思想，主張以“自然”為祖。

詩歌影響
施蟄存認為，李商隐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隐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詩作32首，數量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維入選29首、李白入選27首。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衆中的巨大影響。

無題詩
李商隐以無題詩著名。根據《李商隐詩歌集解》裡所收詩歌的統計，基本可以确認詩人寫作時即以《無題》命名的共有15首：

李商隐的寫作，除詩歌以外的成就被論及得較少。事實上，他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骈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養下，成了一位骈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折、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隐“尤善為诔奠之辭”。由于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骈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确，因此對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骈體文的李商隐，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曾将其骈體文作品編訂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據《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的記載，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編兩集，還有另外一些。但前述這些文集，都沒有流傳下來。現今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鶴齡、徐炯、馮浩、錢振倫、錢振常、張采田、岑仲勉、劉學锴、餘恕誠等人，先後從《全唐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中搜輯、考證而得到的。清朱鶴齡曾輯錄《文苑英華》等書，編成《李義山文集》，但有明顯的疏漏。清徐樹榖、徐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兩人分擔了箋、注的工作，成書《李義山文集箋注》，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注本。之後，馮浩又對《李義山文集箋注》進行考訂改編，著《樊南文集詳注》。錢振論、錢振常兄弟從《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馮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兩百多篇，編成《樊南文集補編》。最新的彙編文集《李商隐文編年校注》（劉學锴、餘恕誠，中華書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體文，也有少量被稱為“古文”的散體文。

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對李商隐的骈體文評價很高，認為隻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體文就算全部遺失也不可惜。 ▲

李商隐（公元813—858），男，漢族，字義山，故又稱李義山，号玉溪（豀）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詩人。邠國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懷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轄沁陽市、博愛縣），生于河南荥陽（今鄭州荥陽）。19歲因文才深得牛黨要員太平軍節度使令狐楚的賞識，引為幕府巡官。25歲進士及第。26歲受聘于泾源節度使王茂元幕，辟為書記。王愛其才，招為婿。他因此遭到牛黨的排斥。此後，李商隐便在牛李兩黨争鬥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于各藩鎮之間當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後潦倒終生，46歲便憂郁而死。

出身家世
李商隐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張采田考證，确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2]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文件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系已經相當遙遠了。李商隐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這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

生卒年考
商隐生年，馮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說，張采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說。這是當今學者通常采用的說法。大部分學者贊成的是馮浩說，其最主要的是文選《上崔華州書》所雲：“中丞閣下：餘生二十五年矣。”馮浩題注曰：“開成元年十二月，《紀》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為華州防禦使，例兼禦史中丞憲銜，固有中丞閣下之稱。”書上于開成二年（837年）春初，詩人二十五歲。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關涉詩人晚年行蹤和創作，尤須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隐10歲前後，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隐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後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别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應舉之路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後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通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有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曆。

步入仕途
李商隐考中進士的當年（開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後不久，李商隐應泾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泾州（治今甘肅泾縣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隐的才華非常欣賞，甚至将女兒嫁給了他。從李商隐後來的經曆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黨争的政治漩渦中。

閑居時期
辭去了弘農縣尉，李商隐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于武宗會昌二年（842年）設法又回到秘書省任職。這一次，他的職位（“正字”）品階比之前的（“校書郎”）還低。即便如此，李商隐畢竟又有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在唐代，大家普遍認為在京城裡的任職會比外派的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升遷，而李商隐所在的秘書省，又比較容易受到高層的關注。對李商隐而言，另一個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獲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這位精幹的政治家幾乎被授予全權處理朝政。李商隐積極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張，他躊躇滿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機會。

幕府遊曆
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結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書省。此時，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關系已經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傳言他是由于長期服用道士進獻的長生藥而中毒身亡。經過一系列的宮廷鬥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幾乎整個會昌六年（846年），都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為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占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夕陽晚景
大中五年，李商隐經曆的另一次重大打擊，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隐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于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遊曆，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聚少離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對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變故并沒有給李商隐很長的時間去體驗痛苦。

墓葬祖籍
《全唐文·李商隐》載《請盧尚書撰曾祖妣志文狀》：“安陽君年十九，一舉中進士第，……始命於安陽，年二十九棄代，祔葬於懷州雍店之東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覃懷志·陵墓》：“唐李商隐墓：文集内雲，祖茔在懷州東郊，今不可考。”清乾隆五十四年《懷慶府志·陵墓》：唐李商隐墓在城東（按《文集》雲，祖茔在懷州東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清道光五年《河内縣志·古迹志》：“河内不應有商隐墓，舊志雲在城東者非也。”但是，該志對李商隐的高祖、曾祖墓記載頗詳：“唐李既濟墓：李商隐之高祖也，商隐請盧尚書撰曾祖妣志文狀雲曾祖安陽君祔葬於懷州雍店之東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美原諱某，字既濟，其墓長樂賈至為之銘。”“李叔恒墓，商隐之曾祖即所謂安陽君也，舊唐書雲，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義山文集作叔洪。”民國二十六年《沁陽縣志·陵墓》：李商隐墓相傳在城東。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縣志·河内縣古迹圖》将李義山墓标記在河内城以東, 朱溝支渠以西, 沁陽以南的範圍内, 離城僅數裡。且《河内古籍圖》中所标的李商隐墓位置也是似是而非。能夠證明其似是而非的，是該志和李商隐墓标在同一平行線的沁園的位置。查康熙三十二年《河内縣志·古迹》關于沁園的記載：“沁園在府城東北三十裡沁水北岸，金時官僚宴遊之地，有石圖本尚存。”既然沁園在府城東北三十裡，為什麼畫在城東幾裡的地方？如若按照該志所畫沁園的位置的比例推論李商隐墓的位置，也應在離縣城三十裡的雍店之東原。如此說來，文獻對李商隐墓準确的記載，應當是“雍店之東原”和“清化北山下。”。

血緣謎團
李商隐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文件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系已經相當遙遠了。李商隐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這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

生卒年考
關于李商隐的生年，《新唐書》、《舊唐書》均無明文記載，但可憑借可靠的材料作出推斷。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李商隐作《仲姊志狀》文雲：“返葬之禮，阚然不修。至會昌三年，商隐受選天官，正書秘閣，将謀龜兆，用釋永恨，會允元同谒，又出宰獲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一年矣。”由會昌三年上數三十一年。則可知李商隐仲姊死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而據李商隐會昌四年所做的《祭仲姊文》，我們可知李商隐比其仲姊僅小一歲。所以，李商隐的生年必在唐憲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

關于李商隐的卒年，《舊唐書》本傳載：“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隐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大中為唐宣宗年号，始于元公847年，汔于公元859年。共十三年。這裡的大中之“末”應當是指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根據《新唐書》、《舊唐書》，裴坦于大中十一年為中書舍入，至大中十三年尚以中書舍人權知責舉。溫庭筠谪為随縣尉，正當其時。那麼，所謂“前一年”者，當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李商隐死于這一年。

卒葬地考
關于李商隐的墓葬地點，還有三種說法。一處位于沁陽市山王莊鎮廟後村，另一處位于荥陽市豫龍鎮苜蓿窪村南。前者是李商隐的原籍所在地，後者是其祖輩遷居所至的家鄉。由于李商隐晚年生活的資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點還沒有定論。最後一處位于博愛縣江陵堡村。

沁陽李商隐墓的文獻依據是清代康熙年間的《河内縣志》的古迹圖和乾隆年間的《河内通志·陵墓》裡的相關内容。《河内縣志》裡标示出了“李義山墓”的所在地。《河内通志·陵墓》明确記載：“李商隐墓，在府城東。文集内雲祖茔在懷州東郊，今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