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慎中

台閣體

自永樂以後，“台閣體”長期統治文壇，緻内容貧乏，篇章冗贅，文風萎弱，給文學帶來嚴重危機。 為了矯正這種流弊，弘治中，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七人，結成一個文學集團，打起“複古”旗号，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風氣所促，竟至于“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把秦漢的好文章拿來，刻意摹仿，從篇章結構到句法、詞彙，完全着眼于形式的追求，即使損傷作品的内容也在所不惜。在文學内容上沒有提出任何主張。“前七子”鼓吹一陣之後，終因其弱點而消歇。

王慎中為文，早年受“前七子”複古主義的影響，标榜秦漢，“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聞，模效依仿以為近古”(《遵岩集·再上顧未齋》)。

他在南京居官時，曾與王畿讨論王陽明的學說，又天量閱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二十八歲以後，始悟高談秦漢、鄙薄唐宋的非是，認可唐宋大家歐陽修、曾鞏等的作文手法，不受古人形式羁絆，言能達意。認為“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轶絕兩漢”(《與汪直齋書》)；“學六經史籍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韓（韓愈）、歐（歐陽修）、曾（曾鞏）、蘇（蘇轼）諸名家”(《寄道原弟書九》)。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讀唐以後書的偏頗狹隘的論調不同。

他似乎看到秦漢文和唐宋文之間的繼承發展關系。在唐宋文中，他特别推尊曾鞏，認為曾文“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蔽亦已少矣”(《曾南豐文粹序》)。

王慎中公開反對複古派的文學理論，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倡導文崇唐宋，主張意定詞立，文從字順。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卒歸于自為其言”，“直抒胸臆，信手寫出”，要有“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這就和以抄襲類比為能的拟古主義者有根本的區别。

為此，他乃盡棄舊作，完全以曾（曾鞏）、歐（歐陽修）、王（王安石）三家為宗。《泉州府志》稱：“慎中學博材俊，自視亦高，早第旋廢，肆力文章，追軌作者。”“每構一篇，反覆沉思，意定而辭立就，贍而有則，深而不鑿，按之成隊，誦之應聲。”

受他影響的有唐順之，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稱王慎中之文“二百年來當為中興，後有起者，或推尊北地（李夢陽）牛耳，相高終莫之及也。”

開唐宋派風氣

嘉靖年間，王慎中成了另開唐宋派風氣的第一人。他與唐順之倡導的反複古主義的古文運動，對“前七子”的複古主義文學思潮是一次嚴重的打擊，兩人因而聲名遠播，天下并稱為“王、唐”，又稱“毗陵唐，晉江王”（唐順之毗陵人），王、唐又與後起之茅坤、歸有光等，被稱為“唐宋派”，開明代中葉以後文壇上反複古主義的先河，給明代文壇增加幾分生氣。王慎中與唐順之、歸有光并稱明代三大散文家。

但即使理論上如此之正确有力，文章表現得生意盎然，其主張仍然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嘉靖中繼起的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 ”，就是這一流人物。他們變本加厲，又把複古運動餘波，攪起一陣浪花。而攻擊王慎中之主張最力的，正是王慎中出任山東提學佥事時識拔的山東秀才李攀龍。

尚書蔣德璟評論得很明白。他說：“歐陽公(歐陽修) 識蘇子瞻，置第二，子瞻推重歐公不啻口。吾鄉王道思（王慎中）先生，識李于鱗(李攀龍)先生，置第一，而于鱗譏毀亦不啻口。論者以此定二人優劣，非也。使于鱗之文果勝道思，如子瞻出永叔一頭地，即毀之于師見薄，而于文示公猶未為過。

今舉世厭于鱗文，即元美(王世貞 )奉之最親而晚年已有異議，大約如《史》、《漢》語，輔以贅牙而己，非真《史》、《漢》也。即元美戈獵五車，于今故亡所不綜；辨史才高，而六經之學似亦惘惘。故學元美者，入門甚便，去古彌遠。

道思先生嘗雲：學馬（司馬遷）莫如歐（歐陽修），學班（班固）莫如曾（曾鞏），吾正是學馬、班，豈學歐、曾哉。第其所學，非今人所謂學。今人何嘗學馬、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史》、《漢》，餘皆舉子對策與寫柬寒溫之套，而曰學馬、班，亦可笑也。此語直為七子傳神。

然元美淵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餘嘗私論：明文以金華（宋濂）、北地（李夢陽）、晉江（王慎中）、太倉（王世貞）為四大家。而為晉江者，非沉酣經術，釀深力厚，獨立間架，未易下手，政恐逗入第套、寒溫蹊徑耳。若于鱗不足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