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隻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确。為使主題更明确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内臣、大夫、将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閑适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内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适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适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适”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态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争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隐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着，大略相似。谪居黃州，始号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迹。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緻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産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内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愛戀湘靈
白居易11歲那年，因避家鄉戰亂，随母将家遷至父親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離(今安徽省宿縣境内)。之後在那裡與一個比他小4歲的鄰居女子相識，她的名字叫湘靈，長得活潑可愛，還懂點音律，于是兩人就成了朝夕不離、青梅竹馬的玩伴。到白居易19歲、湘靈15歲時，情窦初開，兩人便開始了初戀。白居易有一首詩名為《鄰女》，追叙了十五歲的湘靈，贊美湘靈的美麗和她悅耳的嗓音。

樊素小蠻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箧，後捧絲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後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遊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隻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裡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餘隻空囊，裡面裝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隻再拉起一隻，直至吃喝完為止。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時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

家釀名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衆，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餘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曆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心矚洛陽
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從江西浮梁縣到洛陽省母。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白居易任校書郎時，曾春遊于洛陽。長慶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滿，不想去長安，打算回洛陽隐居。便将自己剩餘的俸薪，又加上兩匹馬作價的錢，在洛陽履道裡（今洛陽市東南趙村東獅子橋一帶），買下原散騎侍郎楊憑的舊宅。實現了他“但道吾廬心便足”的夙願。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蘇州刺史。寶曆二年（826年）他與劉禹錫結伴歸洛陽。太和元年（827年），他奉使到洛陽，與皇甫镛、蘇弘、劉禹錫，姚合交遊。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7歲，罷刑部侍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四月到洛陽，長期住在洛陽龍門東山香山寺，至直18年後終老。正象他自己所說：“往時多暫住，今日是長歸”。白居易是我國唐代的著名詩人，詩詞流傳至今三千多首，數量居唐代名詩人之首。

西湖白堤
在白居易到西湖以前，西湖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幹旱天氣，西湖水很淺，不夠灌溉農田；每到下大雨，又會湖水泛濫，不能積蓄。這種情況使西湖不能盡到最大的效用，造成農用和民用的水源都發生問題。

長安居大不易
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谒顧況。況谑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古原草送别》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典出《唐摭言》卷七）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後不久，家鄉便發生了戰争。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取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于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緻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李绛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谏憲宗廣開言路。

貶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後白居易又被诽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于黃牛峽，三人相遊之處被稱為三遊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并命名此地為“東坡”。同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谪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谕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後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并與當地的僧人交遊。

任職蘇杭
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采用，于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築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裡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後與劉禹錫相伴遊覽于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内，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幹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錢塘湖石記》，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于湖邊，供後人知曉，對後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将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後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事後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後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築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于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并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内，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裡西起虎丘東至阊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裡山塘”，簡稱“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裡。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将全數布施于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後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緻仕，領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閑适”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後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裡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遊曆于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裡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洛陽安逝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陽，享年75歲，贈尚書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陽香山。白居易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禦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谏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谪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裡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争權奪利，明争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谏。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甯）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鬥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衆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湧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确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谕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适、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谕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内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詩的标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别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緻。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谕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隻有将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叙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叙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隻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将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随情起，情随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随着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别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怅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洛陽故居
白居易故居紀念館位于洛陽市郊區安樂鄉獅子橋村東，占地80畝，整個布局按唐代東都的“田”字形裡坊街道興建，館内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紀念館、樂天園、白居易學術中心、唐文化遊樂園、仿唐商業街等建築。白居易故居北半部為住宅區，南半部主要為園林和湖泊，整個布局力求再現原貌。白居易紀念館是一座仿唐式建築，館内有詩人的塑像，并陳列他的生平事迹、文獻資料及有關字畫、壁畫等，是憑吊詩人的主要場所。樂天園是根據白居易的名作如《琵琶行》等的詩意而建造的園林。白居易學術中心則是為國内外專家、學者提供研究和活動的場所。唐文化遊樂園按照唐代的風俗設立了馬球場、乘騎場等娛樂設施。仿唐商業街則為遊人提供了購物方面的各種服務,表現了白居易的文化特色。

龍門白園
白園（白居易墓）因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安葬于此而得名。

墓址
伊河由南向北穿山而過，一橋飛架東西；宛若一道七色彩虹。依山勢建有松風亭、白亭、翠樾亭、道時書屋、樂天堂等富有唐代風格的亭閣，古風遺韻，遊人至此，雅興頓生。從龍門橋過伊河，左側即是白園的大門。進門直行，但見路轉峰回，林木森森；山泉叮咚，池水清碧。幽雅至極。漫步石級而上，山腰有亭，名曰“聽伊”，此亭系白居易晚年與其好友元稹、劉禹錫等對奕、飲酒、品茗、論詩之處。香山寺北側的琵琶峰上，是唐朝大詩人白居易的墓園，稱為白園，這位詩人曾以居士情結與如滿和尚等人結為“香山九老”唱酬于香山寺的堂上林下，晨煙夕藹，會昌六年，終老于河南履道裡，如今，白園已成為各界來賓憑吊這一曆史文化名人的最佳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