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

1068—1078（宋神宗熙甯）年間，擔任監察禦史的洛陽人程颢，在當山西晉城縣令時，曾以寥寥數語破了一件訛詐案。

當時，有一個姓張的财主得急病死了，棺木埋葬後的第二天一早，有個老頭來到他家門口，對着财主唯一的兒子說：“我是你父親，現在我年紀大了，無依無靠，來和你一起生活。”接着，老頭一五一十向财主的兒子說明了來由。财主的兒子非常驚訝，于是拉着老頭一起到了縣府，請求縣令判斷。

老頭先說，“我是個郎中，因家中貧困，四處流浪，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兒子，無力撫養隻得狠狠心腸把兒子送給張财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鄰居阿毛親眼看見。”“事隔那麼多年，你怎能把事情說得這麼詳細呢？”老頭說：“我是從遠地方行醫回村後才聽說的，當時記在處方冊的背後。”說着從懷裡掏出處方冊遞給程颢，上面用毛筆寫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兒抱走，給了張三翁。程颢問财主的兒子：“你今年多大歲數？”财主的兒子答道：“36歲。”程颢又問：“你父親今年多大年紀？”“76歲！”

程颢對老頭說：“聽見了吧，這人出生的時候，他父親才40歲，這樣的年紀，别人怎麼會稱作張三翁呢？”

老頭聽罷，驚恐異常，承認了自己妄想訛詐财主家的錢物，奪人田地，才來冒認兒子。▲

程颢、程頤一定程度上繼承張載的思想學說，後者對他們思想體系的構造和發展影響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創見，但及其洛學學派程颢、程頤兄弟（一般簡稱二程）開創的洛學學派，是北宋時期影響最大，也是最為典型的理學學派。二程的理學思想體系，是北宋時期理學初創階段比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學的基本輪廓，為朱熹思想的産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在後人學術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盡管在本質上是一緻的，但在某些學術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因此，他們的學說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學派。程颢認為萬物本屬一體，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發明本心，自覺達到與萬物一體，因此較多地強調内心靜養的修養方法，不大重視外知。後來的陸王，大緻沿着程颢的理路，發展為心學。而程頤則主張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窮理，格物緻知，較多地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内知。

後來的朱熹，大緻沿着程頤的理路，發展為純粹的理學。所謂的“程朱理學”，實際上主要指的是程頤和朱熹的理學。當時有許多人追随二程學習，尤其是程頤弟子很多，主要有謝良佐、遊酢、呂大忠、呂大臨、呂大均、侯仲良、劉立之、朱光庭、邵伯溫、蘇昺等（其中三呂與蘇昺原為關學學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學學派，為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龐大的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

此外，二程将易學的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伊川易傳》為義理易學诠釋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程氏易傳》是伊川易學的精華，它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将儒家解《易》推闡發揮到極緻，可以說是集義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對朱熹易學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王弼易學是魏晉玄學、易學興起的重要标志，那麼，程氏易學則實現了由王弼易學道家化、玄學化的義理向儒家義理的轉變。

程颢、程頤所創建的“天理”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産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并受到了後世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緻逐步演變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後期近千年的占有統治地位的思想。▲

程颢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學主張。程颢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無二緻。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隻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程頤還反對婦女改嫁，宣稱“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流毒頗深。究其内涵：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萬物皆隻有一個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于洛陽，故世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隻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隻是“理”或“天理”創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适應的社會道德規範，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态，“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五）

二程的人性論祖述思孟學派的性善論，但二程的人性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麼至善，為什麼會産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疵的;後者則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氣”的侵蝕，産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二程認為，性的本然狀态，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征，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則“人欲”滅，“人欲”盛則“天理”衰。由此可見宋代理學家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命題，實際上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容全盤否定。▲

程颢在京任禦史期間，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國推行“熙甯變法”。“熙甯變法”一經鋪開，便立刻激起衆多士大夫的反對。

在北宋士大夫之間，即使是反對變法者，反對的程度和态度也不盡相同。翰林學士、右谏議大夫司馬光、翰林學士範鎮、禦史中丞呂公著等人對新法明确表示反對，其中司馬光最為激烈，他曾對宋神宗說：“臣之于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司馬光對王安石，真是勢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為反對者陣營中的一員，态度上卻溫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也對程颢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尊敬，盡管王比程還年長十一歲。王安石與大臣們讨論變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聲色俱厲，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颢受命前來議事，聽後不慌不忙地勸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發雷霆了，但見是程颢，所以“安石為之愧屈”。

程颢說話做事，有理有節，不動真氣，但他反對變法的态度卻是一貫的，絲毫沒有改變。他任禦史期間，多次上書宋神宗，指出不可變法的理由。見勸說無效，便最後說了一句：“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對者太多，總有反對的理由，天下沒有反對者過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對改革人數的多寡來預測改革的成敗，這倒與當時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長相批評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貶低他有所不同，不過程颢這一反對的理由，最終也确實一語成谶。

變法的對錯、長短、好壞姑且不論，程颢在變法中的表現的确溫柔敦厚，頗見君子之風，無怪乎剛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對他如此尊敬。▲

熙甯二年（1069），宋神宗接受禦史中丞呂公著的推薦，提拔程颢為太子中允、權監察禦史裡行。

監察禦史是言官，其職責是規勸皇帝、糾察百官。然而對于士大夫來說，糾察百官好說，但規勸皇帝卻是門“技術活”。不提吧，職責所在。提吧，皇帝臉上無光，萬一生點意見、來點态度，這帽子都說不定難保。所以，很多監察禦史履職，或礙于情面，或擔心權威，或害怕打擊，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過場，不過讓皇帝表現一下納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納不納、納什麼、怎麼納，不予深究。

程颢任禦史，卻執拗、較真，他常常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以誨人不倦的态度，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數落，不厭其煩。問題是他不厭其煩，那些侍從卻大厭其煩，有一天午餐時間都過了，程颢還在那裡一二三地擺道理，宋神宗饑腸辘辘，又不好明言。侍從便正色對程颢說：“禦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還沒吃午飯呢！程颢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來。▲

程颢、程頤經學思想以“經所以載道”和以義理解經為基本綱領，并在經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天理論哲學，完成了倫理型儒學向哲理型儒學的轉化，亦是經學史上的宋學發展為思想史上的理學的重要标志。二程以新儒學的義理來闡釋儒家經典，是其與前代儒學的基本區别，具有新的時代特征。二程創立的天理論哲學代表了宋代理學發展的主要趨勢，二程确立了理學的道統論，由此體現出其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程颢和程頤世稱二程，他們在中國儒學思想發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儒學第二次複興的主要骨幹人物。可謂宋學（注：一般指稱宋代的儒家學術，學界也有指宋代學術總稱）泰鬥。

《辭海》：程颢，教育家、哲學家。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

二程創立的理學，是用“理”将儒家經典思想的豐富内容予以涵蓋，提出了社會治理和人們安身處事應遵循的原則和規範、道路與方法。二程理學是對孔孟儒學的繼承與發展，它繼承了儒家經典中仁義禮智信等心性修養，将成德成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哲學的最高理想；同時又有新的發展和創新，在吸收佛教思辨的基礎上，給儒學增添了辯證内核。二程理學中包含着理性主義因素，倡導理性地看待事物、處理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對事物的認識要持中，不走極端；就社會治理來說，要順應天理、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就人與自然的關系來說，要節制人的過分欲望。二程理學的核心内容，包括成德、成聖的道德修養觀，“中、正、誠、敬、恕”立身處世原則，“公、德、仁、順、和”治國理政之道和義利觀，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深刻而廣泛。一些經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誠心誠意、天理難容等）已融入人們的思想和口語中，直接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程颢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僅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幹家。

程颢作為一代大儒，對中國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讓人驚異的是，程颢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員；不僅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幹家，他在州縣基層任職多年，心懷天下，政績卓然。

1085年（宋神宗元豐八年），程颢逝世，終年54歲。他逝世後，宰相文彥博為其題寫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個大字。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評價他：“使聖人之道煥然複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颢出生，其祖先曆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遷居開封府，祖父程遹（《宋史》作程羽）遷居河南府（今洛陽），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宋仁宗錄舊臣後代，程颢的父親程珦因此被授為黃陂縣尉，曆知龔、鳳、磁、漢諸州，後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響，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

程颢資性過人，修養有道，和粹之氣，盎然于面，門人、友人與之相交數十年都未嘗看見他有急厲之色。

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舉進士後，曆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禦史、監汝州酒稅、鎮甯軍節度判官、宗甯寺丞等職。神宗在位期間（1068年~1085年），程颢任禦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與弟程頤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他先後在嵩陽、扶溝等地設學庠，并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養聖人，“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棄也”。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且強調教育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内容。程颢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将以窮理，将以緻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颢的教育思想對後世也影響深遠。後人為求學統淵源，于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程颢于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歲。

宋甯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谥程颢為“純公”，程頤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并“從祀孔子廟庭”。

元明宗至順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兩程祠以顔子（即顔淵）例修建，規制比于阙裡，前後殿庑齋室等房共六十餘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後人”。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1489年），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于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程進儒為賢，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二程祠“學達性天”匾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