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

三蘇遊京
蘇轍生于宋仁宗寶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時其兄蘇轼四歲，父蘇洵三十一歲，遊學四方。慶曆八年（1048年），蘇洵因父喪居家，閉戶讀書，把自己以學識品行教授給蘇轼與蘇轍。

至和二年（1055年），娶同裡史瞿之女，蘇轍時年十七歲，史氏十五歲。

嘉祐元年（1056年）春，蘇轍父子三人同遊都城東京（今開封），經過成都時，拜訪益州知州張方平。張方平以國士禮對待蘇轍父子。

嘉祐二年（1057年），蘇轍、蘇轼兄弟參加禮部會試，當時歐陽修知貢舉，将蘇轼、蘇轍兄弟置于高等，蘇轍名登五甲。蘇轍中第後，創作《上樞密韓太尉書》給樞密使韓琦。四月，蘇轍母親程氏去世，蘇轍父子回到蜀地。

嘉佑三年（1058年）至嘉佑四年（1059年）十月，蘇轍随父蘇洵在東京遊曆。十二月，蘇轍全家至江陵，将舟中創作的詩賦一百篇整理為《南行集》。嘉佑五年（1060年），蘇轍随父從江陵回到東京，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詩賦共七十三篇整理為《南行後集》，蘇轍作有《南行後集引》。三月，天章閣待制楊畋奉命根據考績遷調官職，授蘇轍為河南府渑池縣主簿。楊畋又舉蘇轍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蘇轍與兄長蘇轼在東京懷遠驿讀書，準備制科考試。

科舉風波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蘇轍參與殿試。當時仁宗已五十二歲，蘇轍想他或許對政事感到疲倦，所以盡力講政事得失，而對宮禁朝廷之事，議論尤為激切。策問試卷送上後，蘇轍自認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馬光與範鎮商議後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争。隻有胡宿認為蘇轍對仁宗不恭，堅持要求黜落他。仁宗說：“用直言來得人，而因直言抛棄他，天下人會怎麼說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不久後，蘇轍被任命為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商州軍事推官。當時蘇洵奉命修《禮書》，蘇轼出任簽書鳳翔判官。蘇轍要求在京城侍養父親，獲朝廷準許。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蘇轍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蘇洵在京師逝世，蘇轍兄弟自汴河入淮，順長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縣安鎮鄉可龍裡。

宋神宗熙甯元年（1068年），服喪期結束後，蘇轍兄弟一路東遊前往京師，于次年抵達。

建議新法
熙甯二年（1069年），蘇轍上書論政事，即被神宗召見于延和殿。

當時，王安石為相，與陳升之管三司條例司，命蘇轍入三司條例司。呂惠卿依附王安石，蘇轍和他讨論時多有抵觸。王安石拿《青苗書》讓蘇轍仔細議論，說：“有不便之處，就告訴我不必疑慮。”蘇轍說：“把錢借給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濟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間，吏員趁機營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錢到百姓手裡，即使良民也不免亂花；到交還時，即使富民也不免超過期限。這樣，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縣官的事不勝其煩了。唐代劉晏掌管國家财政，從沒有借錢給百姓。有責怪他的人，劉晏說：‘讓百姓僥幸得錢，不是國家之福；叫吏員靠法催督還債，對百姓不利。我雖然從不發放借貸，但四方的豐收和災荒谷價的貴賤，從來能及時知道。有谷賤處就收購，有谷貴處就發售，所以四方沒有太貴、太賤的弊病，豈用發貸款？’劉晏所說的，就是常平倉法。現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頓，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計，就整頓實行，那劉晏的功績可以立刻見效。”王安石說：“你的話有理，我當慢慢思考。”從此後一月之間都不談青苗法。

被貶出京
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請發給度僧牒幾千份作為本錢，在陝西轉運司私自實行青苗法，春天發放秋天收還，和王安石意見相合，青苗法便開始實行。王安石派人去尋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這些人一定會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說。蘇轍去見陳升之說：“從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撫恤各路百姓，但他們各人都務求滋生事端，回來所奏的大多不可實行，被天下人恥笑。現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寫信給王安石，竭力陳說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發怒，将加罪，陳升之勸阻，于熙甯二年（1069年）八月被貶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甯三年（1070年）二月，張方平任陳州知州，征召蘇轍為陳州教授。

熙甯六年（1073年）四月，文彥博以代理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陽軍，征辟蘇轍為學官。

熙甯八年（1075年），改授齊州掌書記。

熙甯十年（1077年），蘇轍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張方平任簽書應天府判官。當時蘇轼也外任徐州知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間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在徐州一百多天，創作了《逍遙堂會宿》等詩。

元豐二年（1079年）八月，蘇轼以作詩“謗讪朝廷”罪被捕入獄（烏台詩案），責授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轍上書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不準，牽連被貶為監筠州（今江西高安市）鹽酒稅，五年不得升調。

元豐五年（1082年），蘇轍沿贛水至黃州，與其兄蘇轼相聚，一道遊覽了黃州及其對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1083年）應張夢得邀請創作《黃州快哉亭記》。

元豐七年（1084年）七月，量移為歙州績溪縣令。

返朝任職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駕崩，宋哲宗即位。五月，蘇轍卧病，至秋痊愈。創作《病退》詩，有《病後白發》詩。八月，因舊黨當政，蘇轍以秘書省校書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1086年），蘇轍至京師，任右司谏。當時宣仁太後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呂公著，想廢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韓缜和樞密使章惇都被蘇轍彈劾去職。呂惠卿開始時谄媚王安石，到和王安石勢均力敵時，就排擠陷害王安石，比仇敵還狠，世人尤其恨他。到這時，他自知不免受責，請求提舉宮觀以逃避貶官流放。蘇轍連上三疏把他的奸惡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複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當于免疫法。蘇轍說：“自從廢除差役法幾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習慣。何況役法關系衆多事務，盤根錯節十分複雜，實行得慢些，方能審慎詳盡。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終，輕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實行之後，又産生各種弊端。現在州縣的免役錢，照例有累積剩餘，大約夠用幾年，暫且依舊雇役，到今年為止。催促監督有關官員審議差役法，趁今冬成為法令，來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實行之後，不再有人議論，那就進退都有利了。”司馬光又因王安石設《詩經》、《尚書新義》來考取天下士人，想改變科舉，另立新的條例。蘇轍說：“進士來年秋天考試，沒有多少日子了，而議論不及時決定。詩賦雖然是小技，但要講究聲律，用的功夫不淺。至于治經書，誦讀和講解，尤其不是輕易的事。總之，來年都還不能實行。請求來年的考試，一切還照舊，惟有經書的釋義兼取注疏及各家議論，或提出應舉者自己的見解，不專用王安石的學說。并罷去對律令釋義的考試，使應舉的人知道有定論，一心一意做學問，以待選拔考試，然後慢慢地議論元祐五年以後科舉的條例，也不算晚。”但司馬光都不聽。

同年八月，被任命為起居郎，蘇轍上疏請辭，旋即權任中書舍人，不久後正式擔任中書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亂而派兵進攻，于是在熙河增設蘭州，在延安增設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派使者賀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們有請求蘭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論守或棄尚未決定。蘇轍建議答應西夏所請，朝廷便允許還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1089年），權任吏部尚書。八月，奉命與刑部侍郎趙君錫出使遼國，任賀遼國生辰國信使。

拜相參政
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蘇轍被任命為龍圖閣直學士、禦史中丞。十二月，任龍圖閣學士。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當時蘇轼遭人排擠，乞求外任，蘇轍也随兄連上四劄，也乞外任，但未獲準許。

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朝廷命蘇轍代理太尉、充任冊皇後告期使。六月，任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蘇轍護軍，進封開國伯，實封食邑二百戶。

連遭貶谪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親政，新法派重新得勢。

紹聖元年（1094年），門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題批駁元祐政事。他上書反對哲宗恢複熙甯新法，被貶官，削去職名任汝州知州。過了幾個月，元豐時諸臣都在朝廷任職，再貶蘇轍為左朝議大夫、袁州知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為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處分。蘇轍治州有優異政績，等到他被罷免離開，州裡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嗚咽流涕，延綿數十裡不斷。八月，到真州時，作《阻風》詩。

紹聖四年（1097年）二月，蘇轍又被貶為化州别駕，安置雷州處分。此時，蘇轼也被貶為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蘇轍送蘇轼赴海南。六月十一日訣别于海濱。

元符元年（1098年），移到循州安置。元符二年（1099年），作《龍川略志序》、《龍川别志序》、《春秋傳後序》。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蘇轍移永州、嶽州安置，不久受任為濠州團練副使，嶽州居住。十一月，複職太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因有田産在颍川，便前往居住。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蘇轼在常州（今屬江蘇）去世，臨終前以不見蘇轍為憾。蘇轍得知後，在悲痛中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歸去來詞》，其後作《東坡先生墓志銘》。

崇甯元年（1102年）五月，蔡京當國，黨禍複起，蘇轼等已去世的元祐黨人，原追複官告并繳納；蘇轍等在世之人，并不與在京差遣。同年，削蘇轍五官，降授朝議大夫。

崇甯二年（1103年），為避禍，蘇轍獨遷汝南。十月，朝廷罷蘇轍提舉太平宮之職。住在許州，又複授太中大夫退休。

潛居颍濱
崇甯三年（1104年）正月，蘇轍在颍川定居，因感元祐時人所剩無幾，于是築室曰“遺老齋”，自号“颍濱遺老”，終日讀書著述、默坐參禅，謝絕賓客，決口不談時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詩中。

崇甯五年（1106年）九月，撰成《颍濱遺老傳》及《栾城後集序》。

大觀元年（1107年），著《論語拾遺》。

大觀二年（1108年），蘇轍複任朝議大夫，遷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1111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1112年）春，遊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詩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職緻仕。十月三日（10月25日），蘇轍逝世，享年七十四歲。十一月，朝廷追複蘇轍為端明殿學士，特賜宣奉大夫。原拟葬蘇轍于眉州祖茔，但後來仍葬蘇轍于郏縣小峨眉山蘇轼墓旁。

南宋紹興（1131年—1162年）年間，因其子蘇遲顯貴，蘇轍獲贈太師，封魏國公；夫人史氏贈楚國太夫人。

淳熙（1174年—1189年）年間，追谥文定。▲

治學
蘇轍生平學問深受其父兄影響，以儒學為主，最傾慕孟子而又遍觀百家。他擅長政論和史論，在政論中縱談天下大事，如《新論》（上）說“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亂而不至于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分析當時政局，頗能一針見血。《上皇帝書》說“今世之患，莫急于無财”，亦切中肯綮。史論同父兄一樣，針對時弊，古為今用。《六國論》評論齊、楚、燕、趙四國不能支援前方的韓、魏，團結抗秦，暗喻北宋王朝

古文寫作
在古文寫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張。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緻。”認為“養氣”既在于内心的修養，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廣闊的生活閱曆。因此贊揚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他的文章風格汪洋澹泊，也有秀傑深醇之氣。例如《黃州快哉亭記》，融寫景、叙事、抒情、議論于一爐，于汪洋澹泊之中貫注着不平之氣，鮮明地體現了作者散文的這種風格。

回河争論
元豐五年（1082年）河歸北流後，依然決溢不斷。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張問“請于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東流之議複起。大臣文彥博、安焘、呂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圖、王孝先、吳安持、李偉等，都力主回河東流；右相範純仁和蘇轍、曾肇、趙瞻、範百祿、王存、胡宗愈等則主張維持北流，反對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稱：“黃河未複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複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

政治
蘇轍在政治上反對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則恐鞭棰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王安石聽後，亦頗覺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蘇轍在京師，多所論議。當時司馬光變熙甯之法，廢除雇役法，恢複差役法，蘇轍極言不可。他的這類政治主張，與其兄蘇轼基本相同。《宋史》稱其“論事精确，修辭簡嚴，未必劣于其兄。”

水利
在回河之争中，蘇轍與右相範純仁等主張維持北流，反對文彥博等回河東流之議複起。蘇轍雖多次上疏反對，但以高太後為主的中樞始終傾向東流，雖時停時作，至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河水已大部東流。紹聖元年（1094年），“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

這次黃河回複東流，不過僅僅五年時間，至元符二年（1099年），黃河于内黃決口，東流斷絕，主流又趨向北流，仍至乾甯軍一帶入海。積極主張回河的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等被朝廷加罪，結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論。

文學

政論與史論
蘇轍生平學問深受其父兄影響，他在《曆代論引》中說：“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他雖自稱“其學出于孟子”，而實則“遍觀乎百家”。在《曆代論》中多論古今得失成敗，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蘇轍對于前輩學人，亦尊韓、歐，政治思想，亦近于歐。但韓、歐辟佛道，而蘇轍不然。蘇轍的文章，與父兄并稱當代大家。與父兄相比，雖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點。他擅長政論和史論，在政論中縱談天下大事，如《新論》三篇，縱談天下大事，論斷相當确切。《上皇帝書》說“今世之患，莫急于無财”，亦切中肯綮。史論同父兄一樣，針對時弊，古為今用。

蘇轍史論的代表作品是《曆代論》，有些篇章是寫得很有特點的。論漢光武、唐太宗，分析相當全面，和蘇轼相比，特點确在于“穩”。《六國論》評論齊、楚、燕、趙四國不能支援前方的韓、魏，團結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敵而後方安樂腐敗的現實。《三國論》将劉備與劉邦相比，評論劉備“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也有以古鑒今的寓意。

書信雜文
蘇轍緻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論和史論，史論之文，尤所盡心；但他寫得更為自由随便的文章，還是書信雜文。例如十九歲時寫的《上樞密韓太尉書》，說自己初到京師，“非有求于鬥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而所願者，隻是“一睹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初生之犢，年少氣豪，既不同于韓愈《上宰相書》那樣卑躬屈節，也不像李白《上韓荊州書》那樣縱橫使氣。當文人仕途廣于唐代的宋代，這樣的文章是有時代特點的。與此書相類者，還有《上昭文富丞相書》、《上曾參政書》，都是年少氣豪之作。到了晚年，所為書劄，出語雖有所收斂，但依舊灑脫自然，例如《答黃庭堅書》，其文墨頗似蘇轼。二蘇早年之文，氣象雖不盡同，但晚年之作，以信劄觀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語。二蘇相比，蘇轍之文，未可以一“衰”字盡之。蘇轍的記叙雜文為人所稱者，有《廬山栖賢寺新修僧堂記》、《武昌九曲亭記》、《黃州快哉亭記》等。其中《廬山栖賢寺新修僧堂記》以“造語奇特”見稱。王士禛《香祖筆記》雲：“颍濱《栖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劉禹錫）、柳子厚（柳宗元）妙于語言，亦不能過之。”并引其中“入栖賢谷”一段文字而後雲：“予遊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蘇轍之文，本來不是以“奇”見稱的。《黃樓賦》“稍自振厲”，即被疑為蘇轼所作，則此文之“造語奇特”，也就自然為人所稱了。蘇轍還有一篇《東軒記》，造語雖不甚奇，卻是寫得更加“如其為人”的文章。這篇“記”也是寫得頗有特色。作“東軒”以為“宴休之所”，卻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此情此景，是和曆來文人雅士作軒亭以自适者大異其趣的。文章最後還說：希望有那麼一天，“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裡”，“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這樣的筆墨，也是“如其為人”的。

詩賦
蘇轍寫詩力圖追步蘇轼，今存詩作為數也不少，但較之蘇轼，不論思想和才力都要顯得遜色。早年詩大都寫生活瑣事，詠物寫景，與蘇轼唱和之作尤多。風格淳樸無華，文采少遜。早年的作品《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寫得灑脫自然，頗見個性特點。

晚年退居颍川後，對農民生活了解較多，寫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現實生活較為深刻的詩。抒寫個人生活感受之作，藝術成就也超過早期，如《南齋竹》：“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見舊溪山。”意境閑澹，情趣悠遠。

又如晚年所作《遊西湖》雲：“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闾閻争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歸去無言掩屏卧，古人時向夢中來。”時值新黨蔡京等人執政，元祐黨人累遭迫害，蘇轍築室于許州，閉門不出，與早年之“閉門”遙相對應。從他一生的經曆看來，始終皆以直言而不見容。故以“閉門”始，以“閉門”終。這樣的作品，亦頗見性情。蘇轍于詩也自有主張。他的《詩病五事》以思想内容為衡量标準，對李白、白居易、韓愈、孟郊等都有譏評。如說李白“華而不實”，說“唐人工于為詩而陋于聞道”，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稱其性情沉靜簡潔，寫文章氣勢宏大而淡泊，和他的為人相似，不願被人知道，而俊秀傑出之氣終究不可掩飾，認為他的高超大緻和蘇轼相近。蘇轍的賦也寫得相當出色。例如《墨竹賦》贊美畫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寫得細緻逼真，富于詩意。

儒學
蘇轍與父蘇洵、兄蘇轼創立了蘇氏蜀學，他與蘇轼同為蘇氏蜀學的集大成者，它與荊公新學、二程洛學相對立，“三蘇”博通經史，遍采六經百家之說，又吸取老莊道家學說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體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時代潮流的産物，是當時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術派别。

蘇轍晚年曾著《蘇黃門老子解》，朱熹稱其書“合吾儒于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反映了蜀學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學上的建樹最為卓著，但認為學術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辭賦，注重所謂“性命自得之際”。以文為“寓理之具”，認為“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

書法
蘇轍不僅在詩文創作方面才華橫溢，而且其書法也頗有造詣。其書法運筆結字與其兄蘇轼頗為接近，書法潇灑自如，工整有序。

傳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詩帖》、《車馬帖》、《晴寒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