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

千古罕見真貴族
再過數百年，人們也很難想象，我中華居然出過這樣的人類驕子。

超前見識羞今人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媚大盜。”——也就是說，二千年來，無非上面是強盜，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為馬，下面難得糊塗；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喚奴才，奴才獻媚主子。

勇氣人格耀中華
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沖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對君主專制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為臣綱“尤為黑暗否塞，無複人理”。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譚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

1870年（同治九年），譚嗣同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複活，故名“複生”。

1875年（光緒元年），譚嗣同10歲時，拜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鹄為師。在歐陽中鹄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求學經曆
1877年（光緒三年），譚嗣同在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從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緻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光緒十年），譚嗣同離家出走，遊曆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

1888年（光緒十四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維新之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号變法，并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同時在南台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着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啟超、翁同和等人。

創作仁學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譚嗣同旋奉父命，入赀為江蘇候補知府，在從北京去江蘇任職的途中遊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後在南京候缺期間，開始創作著《仁學》。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月17日，譚嗣同寫成其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維新志士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标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胪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創建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诏》，決定變法。同年8月，因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緻靖的推薦，譚嗣同被光緒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5日，光緒下诏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次日，光緒又召見他并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随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後等人早有密謀，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于二十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後。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後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谕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後并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浏陽會館被捕。

英勇就義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于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并稱“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陽城外石山下。▲

譚嗣同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陽市區北正南路98号，始建于明末清初，主體原占地2100平方米，現存建築面積762平方米，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結構，工藝精美，古樸莊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築風格。故居原為周姓房産，後由譚嗣同的祖父譚學琴買下。清鹹豐九年，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中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因其官階顯赫，奉旨命名其宅為“大夫第官邸”，因此譚嗣同故居又簡稱“大夫第”。1996年11月，國務院公布譚嗣同故居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為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98年，時值譚嗣同就義100周年時，浏陽市政府組織力量對故居殘存建築進行了修繕，并重建門樓，同年9月對外開放。但是由于曆史原因，1994年在浏陽舊城改造中，有關部門拆除了故居北面、南面的建築和門樓，并在北面建了一棟7層居民住宅樓。2000年，浏陽舉辦第二屆中國特産文化節，有關部門将故居南面房産部門拆除後留下的空地加以清理和整治，建成了現在的公共綠地。所以現在建築占地面積隻有780平方米，僅為原來的三分之一。故居北面部分牆體已經上硝、起黴、變形，何春平說，這主要是因為北面居民樓附屬的煤棚緊貼故居牆體造成的。

浏陽市旅遊部門正和規劃部門聯手，提出關于譚嗣同故居及其周邊環境保護和開發利用的設想。根據這個設想，周邊不合适建築将在拆除之列。在浏陽市規劃局副局長金先林看來，恢複原貌沒有政策性的障礙，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30米之内都不能有建築，得知有關部門想将譚嗣同故居恢複原貌的消息後，譚嗣同的第四代孫、湖南株洲海聯實業發展總公司董事長譚志宏很欣慰：“明年是譚嗣同殉難110周年，作為後代，也在打算做一些事情，比如準備請中央美院的教授雕一座銅像，立在故居旁邊。”

現在是最好的實施時間，“近年來保護曆史建築已成共識，有很好的民意氛圍；其次恢複故居和建設廣場所要拆遷和占用的房産多是政府部門所有，拆遷并不複雜。” ▲

參與變法
譚嗣同一生緻力于維新變法，主張中國要強盛，隻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産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是維新派中的最激進者。早年在湖南舉辦新政，利用時務學堂培養了大量的維新志士；後來參與領導了發生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力輔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最後懷着“願以頸血刷污政”的決心為變法而犧牲，傳播了資産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雖然資産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是虛假的，但是他用博愛、平等、自由來沖決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倫常，在舊中國那個史況下，在激烈的反封建專制主義這點上，有它突出的進步性。

思想體系
譚嗣同身處晚清新舊中西混雜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師友衆多，強調兼收并蓄。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第二十五條中說：“凡為仁學者，于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于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緻、社會學之書，于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來源中包括了經學、理學、佛學、諸子學和西學。經學提倡今文經學，理學提倡王陽明、陸九淵的心學；佛學提倡禅宗、華嚴宗、唯識宗；諸子學提倡莊子、墨子以及明末遺民王船山、黃宗羲等的思想；西學攻格緻、算學、社會學。既有唯物主義也有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既有宗教、哲學又有政治思想，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融中西古今之學于一體的龐雜體系。

仁學之論
譚嗣同在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于南京“閑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仁學》是一部将哲學、宗教、科學冶為一爐，自成一體的學術著作，彙聚了譚嗣同短暫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成書五十篇，分為二卷，五萬餘字。譚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也使得《仁學》成為他的學術絕唱。

哲學
《仁學》作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書中譚嗣同雜糅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産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在《仁學》中，譚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仁”是萬物之源；“以太”構成萬物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隻有“變易”，沒有“存亡”，隻有“聚散”，沒有“生滅”。

佛學
譚嗣同對佛教思想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并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譚嗣同将他的研究、實踐成果納入《仁學》之中。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并且有着“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譚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衆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緻的。“度衆生外無佛法”。《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緻用，積極入世的經世佛學思想。▲

劍膽琴心
與長沙時務學堂教習合影 在浏陽乃至中國的曆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号。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裡，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内着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嶽、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佛學彗星
在中國曆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鸠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隻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麼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将佛法精神貫注于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譚嗣同即生于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曆之嚴峻時刻，外辱内亂，蹂躏着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隻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于社會之改善，那麼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别，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于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鄉鄰撰聯
有湘人餘德泉撰寫對聯：“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回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昆侖以昭肝膽，長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獄中題壁》的詩意。

“去留肝膽兩昆侖“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講，嵇康的《琴賦》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無論生還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去留”不是“去”和“留”兩個對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麼。

“去留肝膽兩昆侖”是譚嗣同譚公臨刑之前抒發的絕唱。意謂是我生為變法而生，死為變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義膽，像昆侖那樣高聳，譚公生如昆侖，死如昆侖。“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