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

分梨驚文帝
傳說，當年魏徵小時候魏家是我們這一帶有名的大戶人家。全家直系血親一百多人，誰也不要求分家另過，團結一緻，上敬老，下愛幼。主持家中日常事務的當家人，都是未婚少年，一旦長大成婚，就要再換别的未婚男子當家。此事傳到隋文帝耳中，他感到稀奇，就趁微服私訪的機會，打扮成僧人模樣，到魏家控訪。到了魏家，文帝見果真是一個十幾歲的小男孩當家，心中不禁感到疑惑，于是想試一試這孩子的管家能力如何。

直爽膽大
玄武門之變後，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發，東宮有個官員，名叫魏徵，曾經參加過李密和窦建德的起義軍，李密和窦建德失敗之後，魏徵到了長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幹過事，還曾經勸說建成殺害秦王。

偏聽則暗，兼聽則明
有一次，唐太宗問魏徵說：“曆史上的人君，為什麼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說：“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就明智；隻聽單方面的話，就昏庸（文言是‘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還舉了曆史上堯、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說：“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夠采納下面的意見，那末下情就能上達，他的親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智護皇甫德參
唐代大臣皇甫德參給唐太宗寫了一份意見書，上面批評了三件事：“修洛陽宮是勞民傷财；收地租是加重百姓負擔；民間女子梳高髻的時髦習俗，是受了皇宮嫔妃的習染。希望陛下能夠采取措施，制止和改變這種現象。”

憋死鹞子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隻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讓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來跳去，賞玩得高興時，魏徵進來了。太宗怕魏徵提意見，回避不及，趕緊把鹞子藏到懷裡。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他禀報公事時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時間。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結果鹞子被憋死在懷裡。

皇後救命
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時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紅耳赤。唐太宗實在聽不下去，想要發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見的好名聲，隻好勉強忍住。退朝以後，他憋了一肚子氣回到内宮，見了他的妻子長孫皇後，氣沖沖地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死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後很少見太宗發那麼大的火，問他說：“不知道陛下想殺哪一個？”

魏徵斬龍
小說《西遊記》裡記載了魏徵變成門神的故事：長安附近的泾河老龍與一個算命先生打賭幾時下雨，下多少雨，結果為了賭赢犯了天條，玉帝派魏徵在午時三刻監斬老龍。老龍于前一天懇求唐太宗為他說情，唐太宗滿口答應。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來，同他下圍棋。不料正值午時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夢斬老龍。老龍怨恨唐太宗言而無信，陰魂不散，天天到宮裡來鬧，鬧得唐太宗六神不安。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盡股肱之力，輔助太宗理政，已成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誤，助成貞觀之治。太宗曾說：“貞觀之後，盡心于我，獻納忠谠，安國利民，犯顔正谏，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親手解下佩刀，賜予魏徵。貞觀十六年（642年）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勞，并說：“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魏徵不顧疾病在身，又上言數事，對太宗在魏徵生病期間臨朝時“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評。魏徵平素為官清正，生活簡樸，以至家無正堂。太宗下令停止營造小殿，用其木材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後，又根據魏徵的好尚，賜給他素屏風、素被褥、幾、杖等家物。

貞觀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病情惡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時通報病情，所賜藥膳無數，中使相望于道。太宗與太子兩次親臨病榻看望，并而許将衡山公主下嫁給他兒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時年六十四。贈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貞，陪葬昭陵。安葬時，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願，以布車載着靈柩。太宗悲恸之極，登苑西樓望喪痛哭，還诏令百官送喪至郊外。并親自撰寫碑文，親筆書寫。他思念魏徵不已，對侍臣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太宗論定功臣，魏徵得以圖像于淩煙閣。他望着魏徵畫像思緒萬千，遂吟詩曰：勁條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台上，空對餘形無複人。

太宗對魏徵的特殊禮遇與尊寵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經魏徵舉薦入相的杜正倫、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誅，因指摘魏徵有朋黨；又揚言魏徵将前後谏诤之語抄錄給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為真，很不滿意，遂終止了衡山公主與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親自書寫的紀念碑。直到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親征高麗，戰士死傷數千人，戰馬損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這一舉動，不禁慨然歎息說：“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馳驿以少牢之禮祭祀魏徵，又重立紀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剛正不阿，素以有膽有識、犯顔直谏而著稱，輔弼唐太宗撥亂反正，以成貞觀之治。太宗曾說：“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史家曾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說他“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這并非是谀美之辭。魏徵的名字與貞觀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極言直谏
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曆豐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他對社會問題有着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卧室，“訪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對于朝政得失，頻頻上谏。唐太宗曾褒獎他說：“卿所陳谏，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不久，遷任尚書左丞。貞觀三年（629年）即以秘書監參知國政，進封鄭國公。魏徵的直言極谏是著名的，當時以“識鑒精通”而聞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評價他說：“每以谏诤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太宗面陳谏議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達“數十餘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态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偃革興文
魏徵鑒于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太宗偃革興文，實行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表現了他政治上的“緻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與群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認為大亂之後，恐怕難以教化。魏徵則認為：“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他舉例說，猶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一樣。他還批駁大臣封德彜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的說法，認為商湯滅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緻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他又進一步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堅持曆史進化論的觀點，是積極可取的。太宗采納了魏徵的建議，制定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對于貞觀之治有着深遠的影響。

兼聽廣納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說：“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舉了曆史上的唐、虞，“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不塞聽與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聽偏信，緻天下潰敗而不自知，于是他結論說：“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見，兼聽納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這和他的“緻化”思想是相一緻的。魏徵主張君主兼聽納下，有利于君主聽取臣下的正确意見，以克服君主的主觀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宮，視聽不能及遠，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難了解社會實際。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非問無由得知”。在魏徵看來，隻有兼聽納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這是克服帝王獨斷專行的作風、減少失誤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這一思想。貞觀四年，太宗曾對侍臣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

知人善任
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齊桓公在用人問題上妨害霸業的五條，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可以說，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參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知人是用人的首要問題。在用人問題上，魏徵特别強調君主的知人。他給太宗上疏說：“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鹹甯，一人有慶，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這是“無為而化”、天下緻治的先決條件。

居安思危
魏徵在與唐太宗等人讨論創業與守業之難時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這裡，雖然魏徵對披堅執銳、出入生死的創業之難估計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難卻是鞭辟入裡的。魏徵認為，要守成帝業，使國家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貞觀五年，太宗談到雖然國内相安無事，四夷賓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懼不終”。魏徵則回答說：“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谙曆史，見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驕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亂，因此在貞觀六年與太宗談論古代帝王興衰時說：“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他認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無心政治，因而導緻了國家的危亡與覆滅，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時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覺。

文化功績
貞觀二年（628），出任秘書監之職，主管國家藏書之事。上書言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圖書。太宗令他領寫四部群書。置雠校者20人，書手100人，校寫秘閣圖籍。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燦然具備。他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顔師古等碩學名儒續任秘書監之職。主撰《隋書》，其《經籍志》雖出于于之甯、李淳風等衆人之手，但總領其書。《隋書·經籍志》參考了阮孝緒《七錄》體例，以《漢書·藝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遺書14 466餘部，89 666餘卷，與《隋大業正禦書目錄》核對，按經、史、子、集四部，下分40類，著錄存書3 127部，36 708卷，佚書1 064部，12 759卷。對考南北朝、隋代的藏書有幫助。在著錄方法上，每類下錄書名、卷數、作者、時代、官銜、内容提要、真僞、存亡或殘缺。以究學術之發展、考流别之變遷。為我國現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錄，是研究古代書目史的重要文獻。他在《隋書經籍志·總序》中，對古代藏書的興亡更替作了曆史的總結，豐富了藏書史研究的内容。貞觀七年（633），任侍中，封鄭國公。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總論。主編有《群書治要》。▲

魏徵早年做過道士，所以道家思想在他的治國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複勸谏唐太宗要以無為為本，與民休息，這樣天下才能清淨自定。在他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中，還堅持認為：“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于上聖，論事則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裡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于萬裡，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見輕于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唐太宗自己也曾說：“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 …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統，強調“明德慎罰”，“惟刑之恤”。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在于德、禮、誠、信：一個明哲的君主，為了移風易俗，不能靠嚴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義；光憑法律來規範天下人的行為是辦不到的。“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國家之需要有刑罰，比作駕車的人之需要有馬鞭，馬匹盡力跑時，馬鞭便沒有用處；如果人們的行為都合乎仁義，那麼刑罰也就沒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罰畢竟是不可少的，他認為法律是國家的權衡，時代的準繩，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輕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執法時“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決不可“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否則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訟息”。這一點對君主來說尤其重要。所以在進谏時，他總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嚴格遵守法制以督責臣下。在聽訟理獄方面，他特别強調“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做到“求實”,而不“飾實”，嚴防獄吏舞文弄法,離開事實去嚴訊旁求,造成冤濫。他自己每奉诏參與尚書省評理疑難案件，都按照這些思想,着眼于大體,公平執法,依情理處斷，做到“人人悅服”。這些又跟黃老道家思想非常相似了。▲

史學著作
魏徵所著有《隋書》的《序論》和梁、陳、齊各書的《總論》，另有《次禮記》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編的《群書治要》（一名《群書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論大都收錄在唐時王方慶所編《魏鄭公谏錄》和吳兢所編《貞觀政要》兩書裡。《新唐書·藝文志》雲：“魏徵《谏事》五卷，又《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

個人詩篇
《賦西漢》《橫吹曲辭·出關》《暮秋言懷》《奉和正日臨朝應诏》

禮樂作品
郊祭系列

太廟系列

魏徵是唐代巨鹿人，唐代巨鹿為今邢台市巨鹿縣，唐代邢州（今邢台市）也曾改名為巨鹿郡，遍觀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新中國至今的曆代史志、碑銘、家譜、鐵像、祠堂、詩文等，關于魏徵是巨鹿人的記載，多如牛毛，因此魏徵是今邢台市巨鹿縣人，是沒有疑問的。

唐代記載
唐代吳兢《貞觀政要》中記載：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黃。

五代記載
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魏徵本傳》中記載：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征，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

宋代記載
比歐陽修的新唐書早約100年的《太平寰宇記》中記載：魏徵是巨鹿人

元代記載
元代大學士虞集所撰《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說記載魏文貞公征是順德路巨鹿9今邢台巨鹿縣）人。

明代記載
明代巨鹿縣《魏相祠記》中記載：此巨鹿為公桑梓，銅馬之墟，印壟榛莽。

清代記載
一、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譜》

民國發現
民國時期北宋邢州巨鹿古城發掘出唐代時期的巨鹿魏徵祠堂和魏徵鐵像也證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

《辭海》記載
1999年版《辭海》對魏徵詞條進行了修改：“魏徵，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钜）鹿人，後移居相州内黃。”依據不再是新唐書也不是舊唐書，而是《貞觀政要》，可以說魏徵故裡是巨鹿得到專家一緻認可，也還了邢台巨鹿一個清白。